这是一部分关于江苏省残疾人电竞公开赛的采访余话。我已经说了很多，但总想再多说一点。
上个月底我去了一趟南京。这是我第一次去南京，临走前问一个南京朋友：“你最推荐哪一家鸭血粉丝汤？”——我很担心南京鸭血粉丝汤像重庆鸡公煲一样，除了南京之外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还好并不是这样，朋友说了几个名字，我查了一下，离我住的地方都很远，所以到最后我也没有吃成鸭血粉丝汤。
我住的旅馆楼下有间餐厅，在那里我吃到了另一种南京特色美食——盐水鸭。桌对面坐着两个年轻人，一个来自福建漳州，另一个来自上海，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王者荣耀》玩得很好，各自都拿过城市赛冠军。应一场比赛的主办方邀请，他们来做《王者荣耀》项目的裁判。
两个人都显得很腼腆，也许是因为和我不熟，也许是因为这次比赛拥有一些特殊的选手。尽管我们事前都知道这一点，但真正面对时还是免不了有些紧张。
几个小时之后，我坐在了一位选手面前。他今年23岁，已经当了一年游戏主播。如果不做这一行，他现在还在制药厂里当搬运工。他在中专（特殊学校）里学的是裁缝，除了手艺之外，学校里还教手语和普通汉语，但他对我说，学校里只教最基础的手语，仅能应付一般日常生活和社会交流，“到了社会上不至于饿死自己”，除此之外，很多知识和职业教育都是落伍的。
仿佛是在印证他的话，接下来一小时左右的时间里，他对手语翻译做出的最多反应就是摇头和摆手，要么是听不懂问题，要么是答非所问。到后来，手语翻译每“说”出一两个词，就要停下问“这个知道吗”，他点头表示知道，对话才能继续。这些词语里就包括与游戏、电竞密切相关的词，比如职业、位置、KPL，等等。
这让我不得不修改提问的内容和形式。很多时候，比起叙述，他似乎更容易理解选择性的问句。“是A，还是B？”他做出选择，我再根据他的选择继续问下去——但这又不是我的本意。我很惶恐，他在和我谈论A或B，但假如内心想的是C、实际情况是D，又该怎么办。
聊了一会儿游戏之后，我们谈起他的家庭。我随口问了一句“你父母今年多大年纪了”，他又摇了摇头。等到第二天，他在微信上发给我一条消息：“我父亲××岁，母亲××岁。”
后面几位选手都选择和我微信聊天。我们面对面或者并排坐着，眼睛都盯着自己手里的手机。一开始，我们打完字还会把手机举到彼此面前看，后来发现这根本没有必要，微信对话框显示出了一切。
这比说话要慢一些，但也没慢多少。我观察他们打字时的习惯，有人用九宫格，有人用全键盘，速度都不慢。当他们觉得打字不足以表达情绪，就会放下手机，做出一些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我即使不懂手语，也能准确理解他们想说些什么。
还有的选手自始至终戴着助听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懂手语，在手势翻飞的选手群体里显得特立独行。我看到两个20岁左右、戴着助听器（抑或是人工耳蜗）的男孩在互换联系方式。他们口齿清晰，对话流畅，听上去有一些口音，我很难分辨这些口音的来源，是出自听障，还是出自当地方言。
去南京之前，主办方对我说，他们很惊讶来参赛的大多数是聋哑人。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腿部）肢体残疾对游戏的影响比听障要小得多。从南京回到北京之后，我读到了一篇题为《截瘫者文军之死》的文章，讲述了一个47岁的截瘫者由于无障碍通道被占用，坠入地下车库身亡的事件。转发评论中，很多人又一次问出了那个已经被问过很多次的问题：残疾人为什么出不了门？
我在许多城市看到过设计极其不合理的盲道，也听说过现在有一些聋哑人外卖小哥，在许多人不知道的地方，残障人士也会出门、工作、养家糊口。然而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一个“出不出门”的问题，还有“出了门之后要做什么”的问题。
很多选手向我提起自己上学时的经历。他们往往读的是特殊学校，学校里教的往往不是他们想学的。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发布的《2018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里，“盲人按摩”还是“就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个前提下，一部分人选择了辍学经商，另一部分人毕业后选择了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
一些人成了游戏主播，还有一些人正打算成为游戏主播。在他们看来，当主播不算体力劳动，不用出门，带观众上分赚的钱也不比去工厂流水线工作少。我问过他们同一个问题：如果现在播的游戏不火了，是继续做直播，还是去做别的工作。他们给我的答案几乎完全相同：继续直播。
当主播实际上并不轻松。普通主播会遇到的问题，残障者主播同样要面对，而观众并不会因为主播的特殊身份就对他们另眼相待。我的一位采访对象在虎牙直播，他每天从下午2点直播到5点，再从7点半播到11点。他告诉我，自己开直播是为了吸引更多观众进群，“上车”带上分。白天不播也是因为那时候没有观众。直播一年来，他每月收入固定在一千四五百元。
从不为人知，到迅速走红，到行业泡沫，再到尘埃未散，直播已经逐渐融入了普通人的娱乐视野。理所当然地，它也会对残障人士产生重大的影响。很难说这份工作能否一直支撑他们的生活和理想。但在当下的环境里，互联网和游戏的确给了残障人士一个新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