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出一个孩子，只是将他从一个具体的牢笼，送回到另一个无形的、最初将他推向深渊的家庭环境里。”
昨天（11月2日），我发了一篇“卧底”戒网瘾学校的稿子，这应该是我写过的第4篇与戒网瘾学校相关的报道了。
每一次写与戒网瘾学校相关的报道，我总会陷入其中很久。采访、写作、修改都要耗费比其他稿件多得多的精力，但我总会忍不住的想去触碰它。
这篇稿件从十一假期结束开始操作，一直干到了11月初，前前后后将近1个月。几乎每天的选题会，陈静老师都会问：“周老师，您的‘卧底戒网瘾学校’怎么样了？”
我羞于发言，却又不得不回应：“还在改，还在改。”
这当中的确有拖延发作的原因，等待本身也在消耗精力，行动是最好的解法，但这次我感总觉有点不一样，我常会对着7000字的文档上翻下翻许久，却又好似一句话也看不懂——句与句并列，字与字独立。
我想：“完了，这是我最后一篇稿子了，我再也不会写，也写不下去了。”我点开美团外卖翻了半天，没找到哪里可以成为骑手，就下单了一盒健胃消食片，收货后才想起来，我不是吃多了胃难受，而是忘了吃饭才胀气。
10月22日，我交了写了一半的稿件，标题是：“我又要开始写特训学校了……”5天后，我交了初稿，祝佳音老师可能是实在看不下去这一篇没头没尾的稿件，客气地在前3段留下了15条批注，修改若干。
祝老师一共返给我6版修改文档，王琳茜老师最后还上手调整了一版，反复的修改又时常让我陷入羞愧当中，觉得自己怎么写也写不好。祝老师鼓励我：”这个过程可能比较反复，您加油。”
我开始与稿件和情绪陷入反复地拉锯战，并开始后悔自己又碰这个选题，我开始担心戒网瘾学校的出现又一次摧毁我的生活，就如同9年前一样。
2016年6月23日，我不需思考就能想起。这一天，我被送进豫章书院，从此与戒网瘾学校结缘。3个半月后，我走出豫章书院，下定决心要把这里的事情公之于众，经过6年的法律维权，终于把校长送进监狱。
9年过去，整垮一所戒网瘾学校依然需要依赖舆论曝光，我想，这也许也是我想去写稿子的原因之一——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关停学校；或者出现在某个家长眼前，打消把孩子送接戒网瘾学校的念头，或者让某个去过戒网瘾学校的孩子得到一些心理慰藉，证明他遭受过的虐待是不公的。
随着一次次报道，我慢慢意识到，整垮一所戒网瘾学校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救出一个孩子，只是将他从一个具体的牢笼，送回到另一个无形的、最初将他推向深渊的家庭环境里。
我知道一位曾被反网戒小队救出的女孩，她没有回到家庭，也没有回到学校。她想去学美甲，救援团队为她找到一份学徒工，但她最终也没有去工作。后来，她与新相处的男友辗转于山河四省，堕胎、OD（药物过量）、自伤是关于这个女孩最后的消息。
我还听说，有些有经济实力的受害者会建立避难所，收留回不了家的孩子。十几个人挤在出租屋中，救援变了味儿。乌托邦式的避难所逐渐充斥暴力、权力甚至性侵。反抗者在不知不觉中，复制了他们所反抗的戒网瘾学校的压迫模式，那些曾被权力伤害的人，在获得权力后，用同样的方式去伤害弱者。
听到这个消息，我先是感到愤怒，然后是悲哀。我想，这些反抗戒网瘾学校的人一定不是一群合格的援助者，他们都带着各自的创伤，行动缺乏组织，有时显得极端，大多不遵循援助者的伦理标准和边界，他们还需要警惕自己不被对抗的目标同化。
但在一个人们普遍计算利益、保全自我的时代，还有人选择暂时放下自己的生活，去做一件看不见回报的的事，初心不过是为了阻止更多人承受他们经历过的痛苦。
这很难得，甚至显得有些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