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机制结合的胜利。
这几天，我一直沉迷于一部老作品《瘟疫2》（Pathologic 2）。它发布于2019年，是2005年的《瘟疫：经典版》（Pathologic：Classic）的重制。重制的力度相当大，不仅仅是把整个游戏以符合当代3D游戏技术和审美的形式重做了一遍，玩法、对白和故事线都有调整，体量也增加了不少。因为《瘟疫：经典版》本来就是三线叙事，3位可操作人物从各自视角出发组成了完整故事，而《瘟疫2》目前只做了一位主角的剧情线，其余的仍在漫长的开发过程中，但这已经有超过20小时的游玩时长了。
即使是2019年的版本，在5年后的今天看来，也有不少让人难以忍受的部分。“难以忍受”（Intolerable）这个词甚至被制作组写在难度选择界面，在玩家一条条把自定义数值调成简单时在旁边呐喊：“《瘟疫2》应当是难以忍受的！”这些部分包括：默认难度下会让一周目新手死去活来的资源管理与生存系统；极度蹩脚、鼓励逃跑还不一定跑得掉的战斗系统；以及严苛且无法通过读档抹消的死亡惩罚——“你死过，世界会记得”；甚至在某个剧情提供给玩家抹除死亡惩罚的选项时，如果玩家接受，会直接锁死结局。
在这种“难以忍受”之中，《瘟疫2》却提供了一种相当完整、自洽，玩法与哲学性的长篇大论结合得相当适宜的叙事体验。
它在明面上讲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故事：玩家扮演的外科医生Artemy回到家乡，发现父亲被杀，城中开始蔓延一种古怪的瘟疫。在不到12天的时间中，他必须通过各种线索找到瘟疫的源头与解药，而这也会把他引向父亲被杀的真相。玩家绝大部分流程都跟着这个相当明晰的主线任务行动。
但在深层上，这个争分夺秒救死扶伤的故事处在嵌套的结构中。主人公有3位：肠卜师（外科医生）、学者、换生灵（预言与奇迹之女），分别对应内在的物质联系、理性与神秘；敌人也有3位：瘟疫、死亡与时间。与此同时，每个人物、每个概念又都是不明晰和模棱两可的，或者干脆说，有种自相矛盾的双重性。
尤其是瘟疫、死亡与时间，在《瘟疫2》的世界观中，它们既不止是概念亦不是实体；既不止是用科学视角看待的自然现象，亦不是用玄学思维理解的“神罚”或者“化身”。它们某种程度上能为人操纵，却仿佛又有着自己的意志——它们的性质非常混沌。
而玩家在经历故事的时候根本不必搞清这些概念，不用厘清某些神秘NPC到底是所谓的死亡本身、死亡的代言人、死亡的执行者还是死亡的象征与隐喻（这里的“死亡”可以被无缝替换为另外两个词）。所谓瘟疫、死亡与时间是一种感受，是一种阴影，是每个疲于奔命的白天和夜晚盯着钟盘指针迫近午夜（意味着有人即将被瘟疫或死亡“抽选”）的绝望。
这种混沌与模糊抛弃了用名词或形容词定义这些事物的必要，具有一种直面其本质（不管性质为何）的压迫感。而亲身游玩的、颇具代入感的痛苦流程，所强化的也正是这种身心体验。这种体验比执著于用语言概括的哲学概念要更加完整，因为它包括这些概念难以言传的最本质和神秘的部分——尽管3位主角之间的理念分歧本身就是哲学的，象征着人尝试接触与理解这些概念、并与它们共存的不同方式。但《瘟疫2》将大部分晦涩的文本都放在对话中，以梦境或者剧院中舞台剧的形式呈现。
这是一个相当巧妙的安排，因为玩家——至少我本人——在深受游戏机制折磨之后的确很想知道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会主动去钻研这些对话试图找到答案。但不愿意细读文本的玩家，也不会在具体游玩的流畅性上受到干扰。
《瘟疫2》执著于使用的模糊叙事甚至扩展到了游戏本身。在游戏中，整个城市被隐喻为一个巨大的剧院舞台，每晚排练的戏剧就是现实事件的写照或者是供角色进行讨论的场所。而“现实中发生的事是真实的，戏剧也是真实的”。玩家每次死而复生都要从剧院出发，仿佛主人公本质上是若干个不断被替换下场、扮演着“Artemy”这个角色的演员。那么“Artemy”到底要怎样确认自我的唯一性？答案仍然在直面瘟疫、死亡与时间、并尝试克服它们的过程中。正确答案也绝不是一个词、一句话所能概括，而在于角色要怎样理解和选择与它们的关系。在游戏的结尾，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与它们的关系是亲密的。
总结来说，《瘟疫2》之所以能如此吸引我，正是因为它其实相当哲学，试图讲述“人类克服死亡”这个永恒的命题，也通过几十个NPC长篇大论地进行了很多晦涩的对话与文字叙事。但它知道语言所不能及的部分才是最核心的，并成功地用游戏机制复现了那些只能属于体验与感性的部分。回头再看一周目经历的艰难困苦，那些绝望、放弃与坚持，成功与失败都是斗争的一环。
在《瘟疫2》选择结局后的场景中，那个从一开始就陪伴Artemy的神秘NPC祝贺玩家：“你理解了这座城市”，理解了它的本质与瘟疫的本质；而在DLC中，玩家扮演的学者理解并跳出了死亡的游戏规则。但这些都不意味着“永生”或者胜利，只是意味着突破了某种界限，改换了共存的方式，暂时稍微领先了它们一点点。
但就是这么一点点，也许便是为人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