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再做步行模拟游戏了。”
在《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面市一年之后（2016年——译者注），The Chinese Room工作室的未来看起来还再美好不过。《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这款把背景设定在1984年什罗普郡的“步行模拟游戏”，最终赢得了3个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BAFTA）奖项。粉丝们焦急地等待着工作室的下一个大项目，他们翘首以盼。
但这款游戏也许是工作室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唯一的主要作品了，在今年7月的晚些时候，The Chinese Room的夫妻档主管Dan Pinchbeck和Jessica Curry裁掉了所有的员工（当时还有8个人），他们退掉了位于布莱顿（Brighton）的办公室，回到家里。现在，我们将揭示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以及接下来事情还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运行一个工作室的代价是很高昂的。”Dan Pinchbeck告诉我，“我们曾经有十余人，每个月的支出在3.5到4万英镑之间，这不是个小数目了，花费很高……”
作为一家独立游戏开发公司，The Chinese Room做什么都是量入为出，这在游戏行业里面十分普遍，如果没有收入，那么你就无法开支。开发者们常常要花很久的时间来谨慎地确定下个项目做什么，甚至这个过程就像制作游戏的时间一样长。如果一步走错，接下来没有什么进账，就可能很难继续维持——也许是根本维持不下去。
The Chinese Room因为步行模拟游戏而闻名，《Dear Esther》是他们突破性的作品，《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又巩固了他们在这一领域的地位，但是在这些光环的背后，Pinchbeck开始对步行模拟游戏心生厌烦，他想创造一些“更传统也更有野心”的游戏。
为了制作“更传统也更有野心”的游戏，The Chinese Room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说服任何公司肯出这笔钱。
“我们不想再做步行模拟和故事导向的游戏了。”Pinchbeck说，“我们想做更复杂、有更多内容也更大型的游戏，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进行前期的研讨，但如果现在工作室的项目已经结束了，你还每月烧进去4万英镑，那么情况就又有所不同了。特别是当你知道这种准备工作还会维持大约半年，而这段时间你没有任何收入的时候尤其如此。”
The Chinese Room也不是没有一点回转空间。从《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开发结束，到为Google Daydream平台制作的游戏《So Let Us Melt》上市之前，他们花了很多钱和时间来进行新游戏设计的探索。期间，他们还从“创意欧洲”（Creative Europe，一个资助游戏项目早期开发的基金——译者注）拿到了72339欧元，开发了一个叫做《Little Orpheus》的游戏，但Pinchbeck说，他们还是花钱如流水。工作室另外一款叫做《13th Interior》（之前称为“Total Dark”）的恐怖题材RPG也处在早期设计之中。这些游戏看上去都不是马上就能上市的。
“通盘考虑了一下，我们想要继续制作《13th Interior》，可实际上，我们需要2倍的人手才能真正做出一些东西。”Pinchbeck说。
“我们也想赶紧定案《Little Orpheus》，这也会花上几个月时间。但是我们没有钱维持一个团队，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
“因此，虽然难以取舍，但是为了工作室更长远的未来，我们决定先慢下来。”
The Chinese Room在7月底暂停运作了，但Pinchbeck和Curry已经事先把这一切告诉了员工，在他们的游戏《So Let Us Melt》开发完成之前2个月。
“这是一个真正艰难的决定。”Pinchbeck承认，“我们有2个选择。一是在项目结束前就告诉大家，以便他们提前去谋出路，但也会让他们在项目的尾声阶段感到紧张和压力。二是在商言商，做个容易的选择，项目完了以后再说出真相。说实话，一般来说大家还真是这么干的。”
“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工作不足2年，即使项目完工再解雇员工也并不需要担负法律义务，你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就这么干了，这就是为什么许多项目的开发周期一般少于2年的原因。但我们并不想去这么做。”
“所以，我们在项目结束前6周告诉了大家。然后，我拿起手机给每个我能想到的本地工作室发邮件，告知他们我们这里有很棒的团队。几乎每个人都出去面试了，几乎每个人也都有了新工作，这让我感觉要稍微好受了一些。”
Pinchbeck之所以到现在才愿意谈谈他的工作室，就是因为他要保证每个团队成员都找到了新工作。Eurogamer得知，大部分成员都去了Studio GoBo，一家同样位于布莱顿的开发工作室，曾参与开发了《迪士尼：无限》和“F1”系列，还有1个人去了《梦境》（Dreams）的开发商Media Molecule。
在The Chinese Room，只有Dan Pinchbeck和Jessica Curry留了下来。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在家Soho，所以位于普雷斯顿公园的办公室就腾了出来。“现在真的是压缩到了最小规模。”Pinchbeck说这不意味着倒闭。“工作室没有关门，我们只是取消了开发团队。”
“这很可怕。有时候为了长远的目标，你必须去做一些在短期看来很可怕的事。这意味着一旦你在走下坡路，那么也许就这样了，很难再回去。”
也许这很容易让人误解为，The Chinese Room的处境都是因为钱，事实并不全是这样。和Pinchbeck交谈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身心疲惫，嗓音低沉。他告诉我，健康上的打击也是促使他集中精力，思考公司未来的原因之一。
“从《Dear Esther》开始，我们就在急速狂奔。”他说，“在这款游戏上市之前，我们就开始制作《Amnesia: A Machine for Pigs》，我们在上个周五完成了《Amnesia: A Machine for Pigs》，下个周一又投入了《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的开发，为索尼提供这个游戏的原型设计。当《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的PS4版本上市后，我们立刻开动了PC版本。我们想通过这些作品吸引发行商的注意，结果最终只能靠Google来搜寻可能的投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还在给每个游戏寻找发行商，我们从2012年开始就没有休息过，Jess和我都是如此。”
Pinchbeck想问自己，最初为什么进入游戏开发行业？他开始怀疑，The Chinese Room开发的游戏类型是不是他想要的。
明摆着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作室找不到发行商为开发的游戏投入资金？这个问题很复杂。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充满忧虑又极具挑战性的开发过程当中。
《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由索尼发行，但它事实上由Sony Santa Monica监制，后者一直依靠出品高质量、有艺术酷感的游戏作品而闻名。Sony Santa Monica监制了《风之旅人》，当时他们手里的项目还有《花花卡姆》以及《黑白世界》（Unfinished Swan）。对The Chinese Room来说，与Sony Santa Monica共事是令人兴奋的，也互相对口味。
但是跟Sony Santa Monica共事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你大概想不到，世界上的大多数英文游戏都是在洛杉矶开发完成的。”Pinchbeck说。
The Chinese Room发现，它必须向困惑的西海岸制作人解释一些英伦乡间的行为习惯。比如说，索尼的质量控制团队抱怨说，游戏世界感觉太“封闭”，他们没有意识到梯磴是干什么的（梯磴，原文“Stile”，是乡间牧场围栏上修建的供人畜翻越通行的木梯，在游戏中只有通过特定处的梯磴可以快速“翻墙”进出围栏——译者注）。
“我们意识到在美国是没有梯磴的。”Pinchbeck说，“我们就得解释，你看见的那个有2个横向交叉木板的东西，那是个梯子，你可以从那里爬出去。这下好了，突然之间他们就能满世界瞎逛了。”
“由于在美国人那里没有参照系，没有人意识到那实际上是个小门……”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国和英国的文化差异。英国的乡村小道就像是两边都有10英尺高的篱笆墙的走廊，而Sony Santa Monica的一位设计顾问对此纠结不已。
“其实它就是没有屋顶的通道。它是开放世界的一部分，但因为两边的‘墙’很高，你并不能在路中间看到四周所有的景色。”这就是美国人纠结的原因，但Pinchbeck不认为这是问题。“它就是这样封闭式的，否则就不‘英格兰’了。"Pinchbeck说，“这些在我看来是毫无争议的，但是随后我也会想，如果把它做成和现实情况不一致，能和游戏中的开放世界完全融合在一起，体验又会是如何呢。”
Pinchbeck说，以上种种对于The Chinese Room的设计理念是一种挑战，虽然偶尔能从挫败中获得好的思路，但他承认这种对游戏细节的执著在那时给工作室造成了不少的困扰。
“Jess尤其如此，她对细节的挑剔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他说，“她对游戏世界中的一枝一叶都有细致的要求，什么季节开什么花，什么花是什么颜色。当时，美术团队在设计植被时认为需要加入一点黄色调，但Jess会告诉你——不行，什罗普郡的6月没有黄色的花，就是这样。”
“你们做的那些是水仙花，去他的水仙花！4个月后的什罗普郡才会看到这种花呢！”
还有一个例子是这样：你能想像在很多游戏中都出现过的干草，这么一个小小的元素都能成为The Chinese Room的“噩梦”吗？制作组花了数天时间来弄清干草捆的塑料包装是何时进入英国的，最终发现在游戏所处的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最早使用塑料包装的，它当时尚未引入英国。“我们比现实情况领先了3年。”Pinchbeck开玩笑说，“这让我们的生活便利了许多。”
《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的美术团队共有5人，其中有3人是应届大学毕业生。Pinchbeck能够理解，这些年轻人并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有一次，他们把滚轮垃圾筒做到了游戏中，事实上，这些东西要在10年之后才会出现，所以不得不从游戏里移除了它。
Pinchbeck认为，诸如此类对于真实性的苛求使得开发工作的压力很大。作为项目总监，他得确保一切都万无一失。如果你对上世纪80年代有所了解，那么便会轻易地看出游戏中的疏漏之处，制作组很清楚这一点。
“我不记得哪天，是谁，在游戏中的某个车库的屋顶上放了一只飞盘。”Pinchbeck回忆道，“突然我就想到，这就对了，这就是我们的关卡设计需要考虑的东西——栩栩如生的小物件。”
在整个开发过程中，制作组反复对村庄的设计推倒重建，共有5次之多，在最终方案确立的时候，距离游戏发售时间只有10个月了。你可以想象，当时的制作人员们有多焦虑。
“这时你得用一种和善而坚定的语气给团队传达你的想法：大伙们听好了，接下来的事情可能会有些难受，我知道你们已经花费了数月来设计村庄，但是仍未达到理想的标准，我们只能重新来过……”Pinchbeck说。
《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的粉丝可能会发现，游戏中有一块奇特的马蹄形空白区域，这里本来会作为一个大型补丁随后发布，名都已经想好了，它叫做“赶走沮丧”（Black Dog Run，出自于温斯顿·丘吉尔，他曾患有抑郁症，极度害怕靠近阳台和火车站台这种边缘区域，丘吉尔深知自己对于距离和高度和恐慌，并称之为“Black Dog”——译者注）。这本来是游戏原版中计划制作的内容，但开发工作进行到一半时，制作组意识到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完成它了，只能暂时留白。
有时索尼的制作人还提醒The Chinese Room要注意法律问题。一位游戏的美术师创作了一幅撒切尔夫人的水彩画想要挂在墙上，但The Chinese Room在获得玛格丽特·撒切尔基金会的允许之前无权在游戏里使用她的形象。作为开发素材，水彩画被放进一间游戏中房子的箱子里，放了6个月，然后它被拿出来了。“它也许被挂在了某个不能进入的房间里……”Pinchbeck说。
自始至终，The Chinese Room看起来都没有重大进展，这增加了Sony Santa Monica的不信任感。Pinchbeck把这归结到步行模拟游戏开发的本质上。
“步行模拟最大的问题是，它和你已知正确的开发路数都不一样。”他说。
“步行模拟游戏成或不成90%都来自氛围营造和浸入感，你得保证围绕氛围和浸入感加入的元素都能起作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得凭着信仰去干，你得相信你自己和你的团队，相信你们最终可以把所做的努力聚合到一起，达到高水平。但是，也许在18个月到2年之内，你都无法眼见为实。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你在持续向前，相信自我，相信它一定正确，我能看到结果，我能感受到成功，它们终将到来。但是开发者的直觉告诉你，你在完成之前的这些碎片上还得不到任何东西。这就非常难，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这样，对发行商来说也是如此。你和制作人一起工作，而制作人又跟市场团队和会计部门一起工作。在《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的开发过程中，游戏的样子可能跟一年前刚开始制作时没什么区别。这就是一年当中我们的进展。”
“在游戏第一次亮相E3的时候，我们有一个6英尺宽的很小的视频展示区，但只有我能在那里掌控这个游戏，因为只要你从一条路上望出去，在目光所及的远处还只是一片灰色的区域，就像一片焦土，在很长一段开发过程中，那里一直保持着这样的状态。”
此外，与远在半个世界外、有8个小时时差的发行商沟通也比较困难。当洛杉矶是上午9点时，The Chinese Room所在的英国东南部的布莱顿已是下午5点。“这就需要我们中得有人在深更半夜不睡觉以便和他们交流，这显然是难以实现的。”Pinchbeck说。
“我每个月都会飞洛杉矶。下午从英国起飞，到达美国时也是下午，直奔Santa Monica总部，开会，出去吃个饭，第2天早早起床，开一整天的会，晚上再赶往机场飞回家。这种48个小时的全速运转在开发工作末期是家常便饭，相当残酷。”
The Chinese Room拥有人性化的工作制度，他们引以为傲，Pinchbeck称之为“朝九晚五型工作室”，即使如此，在《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的开发末期，也难以避免会有一些抱怨之声。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Pinchbeck说，“领导层的抱怨比较多，包括艺术总监、首席程序员、首席设计师，我还有Jess。团队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抱怨。他们也会说，你看，我们还是工作到了7点。我们明白那几句唠叨并不是抱怨，但即便这样也没法周末休息，压力山大。”
为什么The Chinese Room最终会屈服于这种压力，就和许多其他工作室一样？
“你手头上的工作不能像理想的那样正常运转的。”Pinchbeck解释道，“好比在开发中某个重要的里程碑日，你一大早就从床上起来，干劲十足地打开电脑，却发现电脑出故障了，到了晚上问题都来了。一个小小的问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难以预计的后果，往往都是这样。”
Pinchbeck认为The Chinese Room的工作量已经超过了它的规模。《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制作完后工作室只有12人，而最初预计的工作量需要50人的团队才能完成，如此高的负荷对工作室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
“当游戏尚未开发完成时，一位美术师离开我们的团队去了新的地方工作。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只能将3个美工的工作量交给2个人来完成。”Pinchbeck说，“那简直是场灾难，你得竭尽所能，确保开发顺利进行。话说回来，（那个离职的美工）他有权选择自己的未来，能获得那个绝佳的机会我也由衷为他感到高兴——但接下来的后果也是不得不面对的。”
2015年10月9日，就在《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发售了没几个月后，Jessica Curry宣布自己将离开The Chinese Room——至少在某种程度来说是如此。
“在开发这个游戏时，我把自己推向了悬崖边缘。”她在一篇博客中写道。Curry仍将担任The Chinese Room公司董事长一职，也会为旗下游戏的配乐出一份力，比如《So Let Us Melt》，但她不打算再参与游戏的实际开发工作了。
Curry还提到，她觉得自己与发行商的关系“令人绝望又无药可救”。她没有提到索尼，但我们都清楚她指的是谁。
“和发行商共事让我感到极端沮丧，萎靡不振。”她写到。
“到最后我都无法认识自己了——我从一个活泼、风趣、有创造力、傻里傻气到好笑的人，变成一个由急躁、偏执、闷闷不乐等负面情绪占据的垃圾堆。”
“与发行商的恶劣关系是寻致压力暴发的诱因，我不能详细说明其中的具体缘由，只能说，直到现在想起当初被他们对待的方式，我都会摇头叹息。”
“商业化和艺术性往往是相冲突的，《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的开发工作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我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了——事实上，我已经无能无力了。我希望能与自己所信赖的，真诚、开放的人们打交道。我不止一次听到别人说‘没办法，发行商都是这样的，整个游戏产业的现状也是如此’。”
“对此我要说的是，当我们对这一切都墨守成规，当我们害怕去挑战权威，那么现状永远无法改变，我们除了吃剩的面包屑，什么也得不到。”
这篇博客中有关索尼的描述几乎都是负面的。Pinchbeck说，由于索尼公司内部结构有问题，The Chinese Room陷入了一个左右为难的处境。索尼的PlayStation业务在美国和欧洲是分开的，虽然目标一致，但它们是2个独立的公司，有各自的合同协议、附加条款和审核过程。制作组如果希望自己的游戏能在北美和欧洲发行，得与这2个公司分别交涉。
“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一个英国工作室与北美公司的合作已经比较耗费精力了，而你同时还得力保欧洲市场，”Pinchbeck说。
“它们是2个完全不同的公司，这导致了一些版权纠纷。谁拥有这款游戏的版权？谁为这款游戏的售后负责？谁来支持这款游戏的更新？这让夹在其中的制作组很难做，肩负很多不必要的责任。”
“对人事关系和议程改变你都没有掌控权，特别是在这种大公司里，你压根不知道幕后操作的实际情况。你只是指令的接收方，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也许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也只能继续做下去。”
“当出现问题时，我们和索尼都致力于去解决它，结果却往往是越弄越糟。我们不是第一个遇到此种状况的工作室，也很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
“推陈出新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作为制作人，你踌躇满志，你关注的是游戏本身，你的作品就是你的一切。而作为发行商，你的游戏只是一个投资项目。这之间的区别非常非常非常大，双方常常会有意见分岐，双方都觉得对方不对。”
“决策者通常对游戏的开发一无所知，他们并不会待在工作室里观看游戏是如何制作的，只会计算在何时发行游戏才会让公司的投资收益最大化。哪怕你制作的是一款大型游戏，在整个过程中你也不过是沧海一粟。”
“当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时，你只能给自己打气，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毕竟你正制作的游戏仍是你的动力源泉。为什么发行商对这些视而不见呢？我觉得，他们从未在意过，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会是这样，这简直遭透了。”
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Pinchbeck也承认，The Chinese Room处理事情的方式也是造成与开发商不和的因素之一。他回想起在《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发售约一年后，他曾与一个发行商接触，谈话的结果也是不尽如人意。
“我们坐到了一起。我开诚布公地说，这就是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以及我们所喜欢的工作方式。有些事情我们不会去做，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如果你们能接受，我们才能合作。但你要知道，将来肯定会对我们的这种工作方式有所不满。”
“所以，我们如实告诉你了这些，如果你觉得难以接受的话，我们可以握手后分道扬镳，一点问题也没有。”
“接下来，我们握了手，然后分道扬镳，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今年44岁，拥有的时间不多了。我不希望将来回忆起自己的游戏生涯时，一个让人铭记于心的作品都没有，我不想自己的作品流于平庸。”
“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游戏，如果我做游戏的方式与产业现状格格不入的话，我也不会眷念。我们不想用自己不喜欢的方式来制作游戏，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快乐而充实的普通人。我想念我的孩子，想多陪伴我的爱人，如果每个周末我都将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晚上11点，回不了家，见不到孩子们，无法和Jess在一起，只是机械性地制作游戏的话——那么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我宁愿去做我想做的事。”
“我们专注于工作的本质，你可以明确了解我们能够做什么。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我会很直接地告诉你我们是些什么人，我们的原则，以及我们对于商业往来的道德标准。我们经历过风浪，我们挑起过纷争，我们从游戏产业的阴暗面中走了出来；我们是一群敢于直言的，有着高伦理标准的左翼分子。这就是The Chinese Room，你所见，即所得。”
“我不是那种看到每个人都去买我们的游戏就会很高兴的人，如果玩家不了解我们设计游戏的初衷，我宁愿他们不买也罢。之前说过，我曾因疾病游离在死亡边缘，我觉得比这更可怕的是，对我们游戏的恶意评论。所谓人言可畏，网上的键盘侠肆意的漫骂，已经超出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
“这时，我并不想做一个缩头乌龟。不少人在Twitter上口头承诺会支持你，而当你被猛烈地抨击时，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并不会站出来为你出头。现实就是这么残酷，这让我感到很沮丧。”
“我们对自己的作品固执已见，我认为这很重要，但这对于某些发行商来说确实是个问题，这不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我也并不是那种‘不听我的就滚蛋’的高调的人，但是我认为不合理的事情即使你要求了我也难以完成，我对每个细节都会一一过问。”
“我不会盲目地接受高层下达的指令，尤其是在缺乏实践之时，但是为什么呢？”
有那么一次，The Chinese Room对发行商所作的要求妥协了，这让Pinchbeck悔恨至今。
在《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刚刚发售的时候，Pinchbeck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告诉玩家，游戏中是有冲刺功能的，当玩家按住R2就会在一定时间内疾速跑（虽然也并不是特别快）。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实际上在游戏里这个功能没有任何提示。
在发售的数周前，Sony Santa Monica对游戏进行了最后一轮测试。那时，游戏的设计是玩家如果持续向同一个方向前进的话，速度就会循序渐进地提升，最后达到疾跑的速度。这样的设计是由于在游戏的进行中可能需要玩家不停地走回头路，如果始终只能行走，那么就太耗费时间了。
测试者们认为，他们需要一个按键来自主启动冲刺功能，Pinchbeck在博客中说，“随后我们和Santa Monica协商，用按住R2键触发取代了之前的自动加速模式。但问题在于，做出这个改动时已经是开发末期，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将按键说明加入选项菜单。结果就是没有人知道游戏中有这个功能，游戏也因此受到批评。”
“后悔为时已晚。”Pinchbeck在2年后的今天说，“他们极力要求我们这样做，最后我们妥协了，事实也证明这是个错误的决定。我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作为创作总监，没有履行我的职责。我没有相信自己对工作的直觉。‘你必须听取测试者的意见啊，你绝对要、百分百地遵循他们想法啊。’但也许，并不是每次都得如此，有时候你得坚持已见。”
如果找不到发行商，The Chinese Room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制作下一款游戏，这是造成工作室目前的窘境的因素之一。试想，在《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和《Dear Esther》双双获得成功后，发行商期待的是类似的步行模拟游戏新作，但工作室已经不想再从事这类游戏的开发，事实上，他们已经拒绝了数个这样的提议。
“我对游戏的品味不会局限于此。”Pinchbeck回应道。
Pinchbeck的这种处境大概是游戏制作者们都遇到过的。The Chinese Room目前已经发售了4款游戏：《Dear Esther》《A Machine for Pigs》《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和《So Let Us Melt》。这些游戏看起来都差不多——步行模拟、故事导向、节奏缓慢，以及大量的情感描述。它与我们熟悉的游戏类型，例如动作和角色扮演等大相径庭。
“鉴于《Dear Esther》的乐观销量，最明智的决定就是在未来的20年里都制作这款游戏的续作。”他说。
“但是我们不想就此定型，我们曾与人们讨论过此想法，我们想要加入新的元素，做新的游戏，但人们的反应是，那可不行，因为你们并没有设计过真正具有游戏性的作品。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真是这样。”
“有些人会觉得，《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是款取巧的游戏，看起来也很简单。实际上它的机制很复杂，毕竟这是一款开放世界游戏。如果它不需要开放世界，就不必做得很复杂，可以像《Dead Esther》那样一路向前，但我们在后台做了大量工作，让游戏体验简单完美，这种复杂性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
“所以，当我们为《13th Interior》寻找发行商时，对方会说，RPG的系统可复杂得多了；而我们则说，是啊，表面上看也许是如此，但如果你仔细观察了《Everybody's Gone to the Rapture》中的AI架构，就会发现RPG的复杂系统对于我们完全不是什么困难事。”
“更重要的是，我不希望The Chinese Room作为一个只开发了一种游戏类型的工作室而结束。在我个人来看，已经感到厌倦了。”
下一步计划？
Pinchbeck对《Little Orpheus》寄予厚望，同时，他会在富余的时间里继续制作《13th Interior》。但看起来他并不急于招募新员工，因为在2017年之内工作室不会有新作推出。Pinchbeck期望在新的一年里让开发工作重返正轨，但同时也强调并不能保证什么，事实上，The Chinese Room有可能花费数年来进行重组。
另外值得提的一点是，Pinchbeck似乎有意去开发FPS游戏。
“我是FPS的狂热爱好者，那才是我的真心所向。我不确定是否要开发一款FPS游戏，但光是想想就足以让我感到兴奋了。”
关于索尼呢？
“我们与索尼的关系不错，我们仍与Sony Santa Monica进行交流。生意就是生意，这是无法改变的事情。”
至于The Chinese Room的下个作品，你可以期待的是，那将是制作者们想要开发的游戏，会以他们坚持的方式来制作。
“有玩家热爱我们的游戏，”Pinchbeck总结道，“也有玩家讨厌我们的游戏，但我不会理会那些无理反对者们的要求，从而对游戏的制作作出妥协。也许那样做，会让他们会对我们的游戏少那么一点厌恶之情，但与此同时，那些支持我们游戏的玩家也会因此对我们少了几分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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