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关于王宇航和高盛和张常勇和我组成小组对戒网瘾学校进行卧底取证，高盛成功潜入然后被我接出来但最后还是错过了门禁的故事。
高盛已经做好准备了。这将是他第3次以学生的身份卧底一所戒网瘾学校。
高盛今年20岁，正在读大学。他初中时通过豫章书院的新闻第一次知道了“戒网瘾学校”的存在。高中，他最好的朋友被家长送进戒网瘾学校，他决心要做些什么。2024年，高盛考入大学，开始和朋友们针对戒网瘾学校进行“卧底行动”——以学生的身份被“送入”学校。
过去1年，高盛参加过两次类似行动，一次在去年8月，一次在今年7月。这两次“卧底”都成功拿到了校方虐待学生、强制抓人的证据。
针对戒网瘾学校的卧底行动一直存在，在高盛这样参加行动的人看来，这些行动的主要目标都是拍照录音取证。戒网瘾学校大多奉行“隔离”和“暴力矫正”，虐待学生的新闻并不少见，但因为 “受害者”通常是被监护人强制送来的未成年人，所以很难报警立案或留存证据，即使出校后也基本只能依靠舆论维权，所以“卧底”格外重要。
依据高盛的感受，这些卧底活动大部分组织松散，很多就在QQ群里发起。这些群往往是受害者组织建立的，加上受学校所在地的限制，流动性也很大。高盛属于参加活动频率较高的人，他每次的工作都是扮演学生，被送进去卧底，承担的风险也是最大的。
高盛说，他最初参加行动的目的其实“主要是为了爽”。“我特别看不惯它们（戒网瘾学校），每次把它们搞得不爽，让它们要关学校、换地方，我就特别爽。”
他们这次的行动目标是一所全国连锁的戒网瘾学校。直接参与行动的有3个人：高盛、张常勇和王宇航。高盛伪装成一位问题少年，进入戒网瘾学校卧底；张常勇扮演家长，王宇航则负责线下拍摄取证和应对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
扮演家长的张常勇会事先与学校的招生老师沟通，让对方登门抓捕“儿子”高盛。在抓捕过程中，高盛和王宇航会进行隐蔽拍摄，录下校方强行抓人的证据。高盛被带到学校后，再用藏在鞋中的录音笔取证。
张常勇今年36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一个5岁的女儿。他参与行动的主要目的是拍一部与戒网瘾学校相关的纪录片，用他的话来说，是一个“个人艺术项目”。在这次行动中，他叫张常勇，是高盛的父亲。
许多戒网瘾学校都会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宣传，视频内容主要是校园日常或青少年心理问题科普。它们会在简介中打上“叛逆”“行为矫正”“青少年心理咨询”之类的关键词，算法会把视频推送到有相应需求的家长眼前——文化程度不高、职业是货车司机的“家长张常勇”就这样看到了一家戒网瘾学校，他打电话过去咨询。接电话的是一位姓王的招生老师。
“我特别头疼……前两天，他班里一个女学生家长来找过来了。”张常勇对王老师说出自己的“设定”。
“她父母呀？哦，早恋了？”王老师应对自如，“早恋了……很正常，上这儿来的孩子都是十四五岁早恋的。家长找你们啥意思啊？”
张常勇告诉王老师，自己经常不在家，女孩的家长找上门来，说要去学校门口打自己的孩子。
“那只能隔离环境了，学也别上了……人家急眼是正常的呀。”王老师说，“这个东西没办法控制，谁都年轻过……但是太早了，就是太早了嘛……”
“来年……再努力一下，就要考高中了。”张常勇支支吾吾，表现出一个父亲的担忧。
“不是，你先别说学习的事了，到时候人家翻脸不认人，再讹你。”王老师说，“明白不？到时候再整出个小人来……我们这儿接收男孩子多了，都是提前把孩子弄过来，最起码省心，不用担心了，学习先放一边。”
“他这个年龄……不敢整出小孩来吧？”张常勇问。
“可拉倒吧，”王老师不假思索地反驳。“前年有一个14岁的女孩，她爸半夜送来的，一看孩子，脖子、脸都让她爸给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后来孩子说，自己跟男朋友在一起了。我赶紧跟家长说，给测测吧，一测，怀孕了……只要女孩来月经，她就有机会怀孕，不管13、14岁，明白不？”
“你说得我越来越害怕了……”张常勇说。
“你害怕啥呀？我没吓唬你，我给你说的是这道理，明白不？我没吓唬你，我吓唬你干啥？”王老师说，“隔离环境嘛，你找我不就找对了吗？”
王老师继续教张常勇怎么把高盛骗过来，“过几天你回去，跟孩子说，反正你现在不好好上学，你跟着爸爸跑一趟车，跟爸爸去玩去，不就得了嘛。到了（学校附近），你就发位置，但是你不能告诉孩子。我们去接……1公里2块，来回4块，你就给个路费，再给5000块钱定金，先把孩子接过来。接完了之后，孩子入校之后再补款就可以了”。
王老师告诉张常勇，戒网瘾学校的学费是半年39800元，“包吃包住包培训”，先交“接孩子”的路费和5000元定金，孩子送进去后3天内补足余款。
张常勇做出为难的样子，说时间有点紧，钱不好凑。
“都一样，我们也不好干，我们也不好干。有的学校，半年12万，咱们才3万多块钱。”王老师说，“12万不说，（他们）还有隐形消费，还扣多少钱定金，孩子在里面还能卖东西，消费可高了。他们可有名气了，但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还有乱七八糟的费用，被褥单掏钱，啥都单掏钱。咱们一次性全包了，有个孩子，山东的，在那没好，家长又把孩子送这儿来了。”
张常勇问王老师，到了地方以后，怎么把孩子送到学校里。
“我们带呀。”王老师说，“100个孩子，99个我们都是上门接的。接孩子的时候我们也是用善意的谎言骗，说手机网络调查，每个孩子都有手机，我们不说你手机碰了啥，就说配合调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上车就直接拉走了——你只要把他骗到这边，我们——你把他哄过来，我们就能接。你甭管我们咋接，我们都能接。我们这一行干了七八年了，一年可得接点孩子呢，天天都接，有经验……告诉你，只要能见到孩子，都百分之百能接走，听懂了吗？”
10月9日，我从北京出发前往戒网瘾学校所在地，和他们一起行动——王老师力邀张常勇考察学校，我有机会装成高盛的哥哥，替张常勇来考察戒网瘾学校。
按计划，我会先了解学校，然后跟随教官前往高盛租住的地方，目击抓捕的整个过程。屋内已经提前藏好了摄像头，录下整个抓捕视频，而后高盛会携带录音设备进入学校取证。等一切完成后，我再以高盛哥哥的身份把高盛从学校带出来。
这所戒网瘾学校位于一个村子的西南角，距离县城约20公里。村子不大，西面靠着河，其余三面都是农田，低矮的平房自西向东铺开。西边村口立着一块公交站牌大小的蓝色路牌，上面写着学校的名字，牌子上有个箭头，指向学校大门。
这里被高墙环绕，从外面只能看到一扇古铜色铁门，铁门左侧挂着“立信企业”和“爱心企业”的牌匾，后面还有一层铁栅栏门。最里面是一扇影壁，上面有“锦绣前程”4个字。
学校的主要建筑是一栋3层高的宿舍，所有窗户都被防盗栏封住，通往二楼寝室的楼梯口有一道铁栅栏门。从宿舍向下看，楼下的操场和篮球场都被大约两人高的围墙围住，围墙顶部有铁丝网，还加盖了一道向内倾斜的围栏。这些都是防止学生逃跑的。
一位李姓教官带我参观消息。他向我介绍学员的日程：早上6点起床，上午全是“跟部队一样”的军训，中午12点到2点午休，下午灵活安排“感恩”或国学课程，晚上则组织观看《新闻联播》和《社会与法》。他向我补充，在学校里，教官与孩子同吃同住，一间宿舍住1名教官和5个孩子。
我问李教官：“高盛来了之后，要是不愿意呆在这里，又打又闹怎么办？还有，出来了会不会恨父母？”
“这里打不了架，”李教官自信地表示，“骂老师骂教官都是不允许的，肯定屁股上踹两脚。孩子回去，只有没改好的，没有恨父母的。”
下午1点50分左右，我见到了校长龙军。他是一位略微发福的中年男人，脸上堆着笑容。午休结束，学生们穿着迷彩服从寝室走出来。我站在楼梯口看学生下楼，学生大多晒得黢黑，没人说话，所有人都面无表情地低头赶路。有的孩子会好奇地打量我一眼，又立刻低下头去。我拦下几位学生，问他们这里感觉怎么样。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生告诉我，他已经来了3个月。他说，自己以前跟家里关系不好，但现在“可好了”“不跟爸妈干（架）”。说这些话的时候，男孩的右手一直挠着脑后，眼睛也一直看向龙军。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孩从楼上走下来。龙军告诉我，这个孩子前些日子刚进来。“你看他现在这么乖，当时夜里把他骗来时闹得很凶。”龙军说，“又要回家，又要打架的，我就抱着他，抱了40分钟，一直到晚上12点。”
趁着龙军和其他人说话的工夫，我凑近男孩，悄悄问他：“我弟弟跟你一样大，你不用说话，点头或摇头就好，你想回家吗？”
男孩犹豫了一会，点了下头。
我又问：“我应该把弟弟送过来吗？”
男孩盯着我的眼睛，连着摇了好几下头，略带哭腔地说：“（龙军）那根本不是抱，就是打。”
10月9日下午2点，张常勇把定金谈到2000元，付款后，龙军和3名教官坐上一辆黑色面包车，从学校出发抓捕高盛。我开车跟在面包车后，两辆车一路来到高盛所在的民宿楼下。为了顺畅地把人带上车，面包车直接停在单元门口，没有熄火，对着大门的一侧车门始终打开。
上楼前，龙军拿出一份“委托培训协议书”，让我代张常勇签字。协议中写道，学校6个月的学费是39800元，培训结束后还有6个月的“质保期”，能够以每月2000元月的价格继续培训，并可以再次提供“有偿的接人服务”。协议里承诺，会引导高盛“树立正确价值观、学会感恩、养成良好习惯”。
协议中列明，监护人要学生进入学校，需提供户口本证明监护关系。但实际上，至少在这次抓捕中，什么都不需要，张常勇仅凭编造的高盛身份证号就可以让教官上门抓人。
我、龙军和3位负责抓人的教官站在一起。两位教官穿着迷彩服，另一个教官穿着黑色便装。他们身高都在一米八以上，又高又壮。行动前，他们套上黑色的防刺背心，用力拉紧魔术贴绑带。
教官们面无表情地走进狭窄的电梯，全程一言不发，我只能听到电梯运行的低频嗡鸣和教官们粗重的呼吸声。电梯运行的过程中，龙军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压低声音和我说：“我们等下先说他浏览不良网站，让他跟我们走。如果不行的话，就得强行（抓人）了。”
电梯到达6层，教官们走到房门前，张常勇之前已经给了他们房门密码，没人敲门，一个人直接输入密码，密码锁发出“已解锁”的声响，房门被猛地拉开，所有人一拥而入。
进屋前，龙军跟我说，我出现在现场容易“让孩子情绪激动”。我因此躲在门外的楼梯间里。屋里很快传来教官的低吼：“跟我们走一趟，接受调查！”然后是高盛的声音：“你们是谁，凭什么？你们有证件吗？具体是什么事？”
屋内的摄像头记录下了全部过程。龙军与高盛对话时，一名教官溜到高盛身后，趁高盛说话的机会迅速用胳膊勒住了他的颈部，其余的教官立刻控制住高盛的四肢。
高盛被4个教官抬离地面，他挣扎着挤出声音：“再动手我就要喊了啊！”
“你随便喊。”龙军满不在乎地说。
高盛开始大叫：“别动我！救命！报警！”但没有邻居开门，高盛挣扎着被塞入电梯。
我转身顺着楼梯回到一楼。按原定计划，高盛要在公共场合挣扎喊叫，王宇航再以路人身份阻拦拍摄，最好能有高盛挣扎逃跑再被抓回的场景，这能为曝光视频提供更多素材。
被抬出单元门时，高盛继续大喊“报警”，控制住他身体左侧的教官用胳膊肘连续击打他的胸口。我听见手肘撞击高盛胸腔的声音，挣扎和喊叫忽然停止了。
这时，王宇航出现了。他凑近车旁，拿着手机，一边拍一边问：“要报警吗？”但他看到高盛闭着眼，没有任何反应。王宇航没再阻拦，高盛被直接丢进面包车里，车辆立刻发动，驶出小区。从高盛被抬出单元门，到被塞入面包车，用时不到1分钟。整场抓捕用时仅6分钟。
高盛被抓走后，我和王宇航返回民宿，开始整理视频素材。
王宇航和高盛设置了3个拍摄机位，主机位藏在空调柜机上的折叠雨伞中，副机位隐蔽在茶几上，屋外走廊顶上还悬挂着一台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录下的素材将被当做证据，在后续的曝光视频中使用。
王宇航今年22岁，他的伴侣亚明在2024年被父母送到南方的一所戒网瘾学校，他多方求援，救出亚明，此后开始频繁参与各类反戒网瘾学校的线下行动。
王宇航是从陕西过来的，过来时他只穿了一套短裤短袖，全部的行李只有一个巴掌大、塞满拍摄设备的迷彩腰包。“本来是不需要我来的。”王宇航对我说，“不知道因为什么，忽然跟我说，必须要你来，所以我被紧急召集了。”
行动在国庆期间，车票紧张，王宇航没买到坐票，只好坐了16小时的无座火车。他告诉我，他曾经坐过更长时间的火车，“也是这么站过来的……20个小时的硬座、30个小时的硬座，这也很累，但其实对我来说是常态化的，我一个月能坐32趟这样的车。”
“支撑你做这些事情的动力是什么？总得有一个原因。”我问。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人在受苦。”他说，“我小的时候遭受了很多的家庭虐待和伤害……我家里人没有一个不虐待我的，他们会拿着钳子把我的指甲拔下来，你知道吗？因为六一儿童节我想要10块钱出去买擦炮，他们不给，我偷了10块钱，剩下6块钱，被他们发现了。”
自2024年7月开始，王宇航一直奔波于各种行动之中，谈判，配合提交证据，救人，去取证，装设备。“我很忙，非常的傻×。”他说。
一次行动费用大约在5000—10000元之间，主要用于租车、买工具、线下住宿等。王宇航总结，“我有钱我就会出”。他没有固定收入，所有的行动资金都靠他父亲留下的20万元遗产。这笔钱现在“基本已经花完了”。在我们见面的前一天，王宇航的房东还在催他交1000元的房租，“会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王宇航并不太在乎自己的个人生活。他告诉我，2024年冬天，他在一次救援中投入了非常多的钱，甚至包括支撑受害者的后续生活。“当时已经11月了，我还穿着短裤，短裤中间开裂了，因为走得太多磨掉了。我就那一件短裤，我只能穿着开裆裤出门，我甚至吃的肉都是拼多多买的，五六块钱一斤。我没有锅，我的锅都是借邻居的。交完房租之后我甚至没有钱买锅了。”
但他显得不在乎这些，他说他想要“反抗我能看到一切部分的不公”。他清楚自己因为童年的经历而患有精神分裂和重度抑郁，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连瞳孔聚焦都不行”，他说他要用“让自己成为某个理性的一部分”的方式完成这些行动。
“我父辈以及母亲对我的掌控造就了我的创伤，造就了这样的伤害，让我过上了这样痛苦的生活。”他说，“为什么我会遭受这种虐待？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不愿意承认他们是对的，我不愿意低头。如果我在他们的暴力之下屈服了，那是否证明我失败了？如果我在他们的暴力下低头了，是否代表他们是正当的、正义的？如果我因为他们的伤害就沉沦了，选择去酗酒，选择去滥交，选择去嗑药，选择去自杀，选择去自残，那是否代表着我失败了？”
“反抗本身就是一种践行自己的方式，是我没有向绝望低头的一种表现。”他向我总结，“反抗就是一种正反馈，反抗本身就是一种正反馈。”
我问他：“你希望通过这些行动达到最终的什么目的吗？”
“我觉得抗争是永远不会结束的，永远不要想象抗争到底能得到一个什么完整的结果……”他说，“你问我做这个东西为了什么，我认为是对抗虚无的一部分。我们这些人活在虚无当中，对抗虚无的态度就是抗争，对虚无本身进行抗争，因为最起码你还在抗争。”
行动开始前，高盛在群里交代，无论如何都要在晚上6点半前接他出来，他要在10点前赶高铁回学校。作为他的“哥哥”，我要把他带出戒网瘾学校。
我很担心无法接出高盛，担心他被打伤，担心卧底被识破，也担心自己会被扣在学校。我问张常勇，怎么才能接出高盛，可能存在什么风险？
张常勇对此丝毫不焦虑，他告诉我，比起把孩子送进去，把孩子接出来容易得多。他说：“只要家长去要人，他（戒网瘾学校）肯定会给。”他编了一个理由——哥哥目睹了绑走高盛的过程，觉得不对劲，在家族群里谈论此事，高盛的奶奶着急了，让张常勇必须接出高盛。
10月9日晚上6点半，我一个人开车来到学校.车停在铁门前，我连按喇叭催促开门，大门很快打开，龙军和一群教官把高盛带到学校门口，我能隐约闻到他们身上的酒气。高盛只穿了一件短袖，在室外冻得发抖。
我向龙军抱怨他们打高盛，龙军满脸堆笑地否认了。“你可以上网搜，都是这样强制性的。”龙军向我解释，“要是他听话就不用来这儿了。现在他回去的话，他爸肯定很难受。”
我和高盛没有再说什么，上车离开。车驶出没有路灯的村庄，沿着河堤一路向北，我要先回民宿取高盛的行李，再把他送到火车站。
车上，高盛一边取出藏在鞋底的录音笔，一边和我解释，为何自己在被带上车时没有一点动静。“他们勒我脖子，快勒死了，我跟你说……接近勒晕了，头特别涨，眼前有点黑，再多一会儿就晕了。”
“如果我带了拍摄的东西就好了，”高盛说，他的语气有点惋惜，然后开始愤怒起来，“他们上课的时候拿苍蝇拍抽前面学生的脸，好像因为上课说话还是什么……还有特别过分的，让学生把脸侧着躺在桌子上，教官拿膝盖跪到他脸上。”
高盛坐在副驾驶开始抽烟，从车窗的小缝里把烟灰弹到窗外。他告诉我，在临走前，教官对他的态度转变很大。教官们把他叫到门卫室，热情地邀请他一起吃酒菜。教官们还说，这里是个好地方，让他下次把课本带过来复习，又向他解释，下午的抓捕是“闹着玩的”，是为了安全地把他接过来。
突然的友善是为了录制一段免责视频，证明学校没有暴力对待高盛。教官在门卫室里想引导高盛说出自己没有挨打，再用手机录下来。而高盛用模糊和沉默来应对。“他们没有逼我一定要这么说，但是如果我不这么说，（他们）就会再录一遍。”反复录制了三四遍未果后，教官们最终放弃了。
我一边开车一边听高盛说话，这时，王老师给我发来微信。
“接孩子都这么接。”王老师说，她连着发了好几段语音，“不这么接来不了，也没打他，也没骂他……警察的孩子，律师的孩子，什么孩子都在这儿呆过。咱们这学校都开了七八年了，全国连锁……网上不都这么接孩子吗？那孩子在家，孩子跟孩子之间都有那种亲密接触了，人家女方家说打就打，说你强奸就强奸，说讹就讹，你让孩子往哪儿去啊？”
她还在劝我把高盛送回去：“跟他爸爸聊完了，过后儿送来，知道不？”
我想了想，回复：“我觉得你们这种绑架的形式肯定是不行的。我看着都接受不了，孩子父母也接受不了……说难听点，你这是违法。”
她在微信语音里的声调明显提高了：“你别跟我谈违法的事儿，孩子你也接回去了，咱俩别说话了……你别跟我讲那违法，我们都接了几万个孩子了，没有一个家长说我们是违法的。要不然，不可能开七八年，全国连锁五六家呢，你别跟我说了。”
高盛有些失望，他觉得这次卧底没能拿到校内的虐待证据。去火车站的路上，他疲惫地瘫坐在副驾。我们开始聊学校里发生的事情。慢慢地，话都说完了，可能因为车外太冷，高盛把自己蜷缩在椅子里，时不时翻看手机，回一些行动群的消息，他一直担心赶不上火车，准备随时改签。
赶回学校后，高盛还是错过了宿舍的门禁。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王宇航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