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可能会是新的模样。
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受：这段日子过得不真。
就不用说那些真正遭遇不幸的人们了，光是我们这些幸运地没有被概率砸中脑门的人，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一个月前的这会儿，所有人的话题都跟放假有关，一个月后所有人的话题都变成了：这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过年前几天我回了福州，当时身边的情况还不很严重，家里人都没怎么放在心上，腊月二十九和大年三十的饭照常吃了，只是不情不愿地取消了初二那天的家族聚会。那会儿大多数人都只当是趁机多放了几天假，我家里人还说，最好北京和杭州（我表弟在那儿工作）都回不去了，我跟表弟就能在家多待几天。
结果我在大年初一那天看到通往北京的高速路好像封了，吓得我立马改签第二天的机票飞了回去，而表弟就一直留在了福州。前两天我看到杭州小区不许租户进去，心想他这下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甚至也不知道最后会不会回去。
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生活就像是被按下了暂停键。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继续转动，也不知道继续转动的时候生活还会不会是原样。比起在风暴中心经历的那些生离死别，这样的日子在当下给你留下的印象或许只有沉闷和平凡——或许要到很久以后才会意识到，如今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事物，都是当时沉默的水面下悄然发生的变迁。
我很幸运地回到了北京，也很幸运地从事着一份不需要肉身返工也能够继续下去的工作，所以，我的生活已经在最大限度上保持了不变——甚至更好了一点。这个特殊的时期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偶然体验了一把理想中的生活：在家办公的这两周，我就像一个真正的自由职业者，每天上午在线开半个小时选题会，剩下的时间全部自己安排。
这两周以来，我最直接的感受是：原来做个自由职业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人们总说要有工作才有活着的意义，但我看肉身返工并不是什么必要条件。单位对大家的要求只有一条，其实也是最本质的一条：要出活儿。出活儿就行了，你就算是全程倒立写作，能出活儿也行。
从出活儿的角度来说，我这两周的效率基本上没有降低（因为原来也不高！），但出活儿的过程毫无疑问更舒适了。我是那种生命体验派的写作者，在写到高兴的时候，我会感到自己成为了一个原子化的人，我和我的文字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段落都蕴藏着无数我的碎片，而它就是我脑中所思的全部反映，它就是我本身。如果我毫不收敛全凭本心的话，在写东西时我会闹出巨大的动静来：我有时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有时突然大声唱歌，有时在床上嚎叫着翻滚，嚎完了再把头塞进枕芯里冷静一会儿，等待着一个灵光乍现的瞬间——只要在家里，就都能办到。
在写作这件事上，自律对我来说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不是一个最首要的问题。严格按照上班时间在书桌前清醒地坐上8个小时的那种自律是没有的，但这并不代表时间就被浪费了——能够在想休息的时候钻进被窝里舒舒服服地睡上两个小时，怎么也比在电脑前强打着精神摸鱼要强得多。对我来说，自不自律的关键还是在于想不想写，而我在大多数时候还真的蛮想写的。否则做什么呢？玩游戏、看电视、滑手机也并不比写东西更有意思。
另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甚至有条件做一个像样的记者——虽然与那些在前线的同行们不能相比，但至少我也有了空间去操作更严肃的选题。
写严肃报道一直是我的愿望。像这一回，但凡是个在国内做媒体的，但凡是个稍有理想的人，谁不将那几家严肃媒体当作是仰慕的对象呢？
但真正写起来的时候，我又感到有些不对。我意识到手上的东西实在是太复杂、太微妙了。这些情绪和心态不是一篇报道能够解释清楚的。如果可以，我还能跟每一位受访者再聊上10个小时，将他们的所思所想和背后的原因全都从地底下挖掘出来。然而面对现实吧：我的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这篇报道也注定承载不了这样的体量。
而且媒体总有一些在我看来太过坚固的追求，比如真实和客观，虽然人人都知道，宇宙尽头并没有什么真实和客观。“最有创造力的东西来自最个人的生活体验”，奉俊昊在奥斯卡领奖的致辞中引用的马丁·斯科塞斯的这句话，我深以为然——但我也知道，这是创作的标尺，不是新闻的标尺。
如果有得选，我更愿意去写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为什么非要分清楚什么是非曲直呢？没有是非曲直，我希望我写的东西能够给人一种模糊的慰藉。好的文学是能够让读者在虚构的角色身上找到最真实的对人的感觉——我渴望的是那种真实。
说实话，虽然外面发生的一切令我感到痛苦和恐惧，但我依然感激这个暧昧的空窗期。它打破了我生活中的一些常态，让我去思考了更多事情：头一次自己一个人过春节，好像也很平常。头一次经历这么漫长的蜗居，但跟自己相处也并不难熬。头一次体验了自由职业者的生活，让我对未来的选择有了更多的勇气。头一次我会去想，就算同样都是文字工作者，我也有自己更想成为的、更美的那一种。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虚无的感受却在这废墟上重新确立起来。一切都在发生，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可能会是新的模样——在这个小径分叉的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