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上笑得开心，心里只觉得累。
上周五是触乐年末聚餐的日子。
作为一个正经公司，触乐当然每年都要聚餐；作为一个大部分由宅人组成的公司，触乐每年的年末聚餐都显得十分朴素：没有尬演，没有抽奖，没有年终总结和鸡汤，大家跑去一个远离石景山（理由显而易见）的馆子大吃一顿，席间讲讲怪话。散场回家之后仔细一看，其实也不比平时下班晚太多。
这看上去不太像一般意义上的“年会”，但好处在于，假如你没那么喜欢社交，这种场合就会让你感觉很舒服。
玩游戏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点宅气。对于我来说，社交不是什么难以忍受的事，但我理想中的社交也是那种，像是脑子里有个开关，需要的时候就打开，不用的时候就关上，我所希望的只是，自己还有掌控这个开关的自由。
来触乐之前，我在出版社工作。最让我难忘的年会是在其中一家出版过不少畅销书的出版社里。当时的老板A总喜欢对新编辑们耳提面命：“编辑是个服务行业。”然后做出一些卖得很好但质量极差的书来。
另一位老板B要更厉害一些。传说她出身极硬，跟当时（甚至包括现在）大部分中国文学界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谈笑风生，讲话只用命令式，喝酒必然两斤高度白酒起步，打麻将永远通宵。她眼光又极准，出的书只有一般畅销和非常畅销两种。而这句话换个角度讲也成立：她是那种随随便便就能把普通书炒成畅销书的人。
在以上两位老板的带领下，我们曾经去上海开过一次年会。
说是去上海开会，其实这个年会和上海基本没什么关系。下了飞机，体验过一段与北京毫无二致的交通堵塞之后，所有人一起到达了酒店。再之后的行程就是：早上起床，在酒店会议室里一个接一个地朗读自己已经提交过一次的年终总结，吃午饭，继续朗读年终总结……等到老板们终于讲完话，晚饭时间也到了。
晚饭吃了什么我当然早就忘了，但记得的也有不少。比如，老板B说完“要好好喝酒”之后立刻举起满满一口杯高度白酒一饮而尽，其他人则必须喝掉差不多的一整杯白酒或红酒作为回应——啤酒从一开始就不在选项里，而菜都还摆在桌子上一口未动。
坐我旁边的一位新编辑灌下一杯白酒之后哭了出来，站起身去厕所吐的过程中摔坏了他的眼镜，最终滚到了桌子底下。有同事送他回房间休息，回来之后听到老板A说，酒喝不好哪干得好工作。
第二天的流程和第一天区别不大，除了老板们由于头天晚上通宵打牌，晚饭时酒喝得少了点儿之外。晚上八九点钟，其他人要么打牌，要么出门闲逛，早已把全部精力耗尽的我总算有了独自休息的机会，但那时候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只能躺在酒店房间里用手机看动画。
没看两集，两个同事打电话来，问我要不要和她们一起去酒吧玩。
我对酒吧并不感兴趣，原本就不怎么爱去，哪怕我爱去，上海的酒吧也不比北京三里屯和后海更特殊。但那是在几年前，社交开关很多时候并不掌握在我手里。所以我还是去了，而且（至少表面上）玩得很开心。
我和同事们一起坐在酒吧小桌子边上，全公司最漂亮的两个小姑娘在我一左一右，喝多了会习惯性地往人身上靠。我像所有热爱结交朋友的人一样对每一个笑话都表现出兴趣，偶尔喝酒，玩真心话大冒险，但从来不选大冒险，反正没人听得出我到底说没说真心话。
其实这种事儿也没什么不好，然而我必须承认，当时自己的思维早就不知跑去哪里了，脑子里不是还差几个天鳞红玉就能做把新太刀，就是攒着还没看完的动画和假面骑士，以至于每隔一会儿就得把自己拉回来，不让别人发现。当然，当你在整个晚上都要不断重复这种动作，毫无疑问你会觉得无比疲倦。
那一天的结果是，我一左一右扶着两个喝多了的漂亮小姑娘，在午夜的上海街头艰难地打车。抵达酒店之前，我让出租车在附近的一家24小时快餐店门前停下，带她们进去坐好，每人点了一杯热橘子汁。一边听她们含含糊糊地讲感情故事，一边从玻璃窗向外看魔都的车水马龙。
等到把她们分别送回房间，再回到我自己的床上躺好，我已经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
这件事给我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虽然当时年龄相仿，但我成了小姑娘们心目中最可靠的人；二是，在那之后，我很快就离开了那家出版社。原因有很多，但在我心目中非常重要又不太能向外人说起的一条，大概就是不想再不情不愿地喝醉——如果可以，我想做一个能自己控制社交开关的人。
其实触乐现在的工作也需要和很多不同的人打交道，读者们看到的许多稿子，不采访很多人（采访内容往往比写出来的多得多）是完不成的。但总而言之，现在的我感觉“还好”，也许是因为采访对象也是和我们相似的游戏玩家，又或许是，哪怕滔滔不绝了一整天，只要坐在座位上戴起耳机，就可以把那个开关完全关闭，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春节将至，希望各位朋友们都能少喝酒，少说违心的话。不论有没有时间玩游戏，都能有个好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