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未成年人”的确是一件与游戏行业有关的事

有这么一个人，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出门总是妆容精致；在闲暇时候他会去钓鱼，经常在河边一坐就是一下午；他还有个玩电子游戏的爱好，最喜欢的游戏是《小龙斯派罗》。有一天，这个人早上起来化好妆，打了一上午游戏，钓了一下午的鱼，到了晚上狂性大发出门砍了数名无辜的路人……请问，在日后的新闻报道中，在化妆、钓鱼、电子游戏这些习惯与爱好中，人们会更关注哪一种呢？

当然，没有这么一个人，可的确有许多这样的事。游戏，或者说网络游戏在许多时候是一个很奇妙的概念：一个人“喜欢玩游戏”似乎是个爱好，但在过去的很多恶性事件的报道中，“喜欢玩游戏”却经常被暗示为一种原因。在那些报道中，“凶手会玩电子游戏”常常以一种很不自然的方式出现，而这个人其他方面的兴趣爱好则不被人们所知。

好在，最近这种情况已经好转不少。我不止一次地在社交媒体中注意到，一些媒体发布了“凶手也玩游戏”式的报道，没一会儿留言区就会有许多质疑的声音，“这和游戏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发布者通常也不会回应这些评论，而这些报道往往会被删除或修改……或许是有这样的舆论压力，尽管“电子游戏有害论”的声音仍然存在，但至少在恶性案例的分析中，电子游戏已经不那么容易被差别对待了。

是的，相比五六年前，情况已经发生了不少变化，“游戏”正在以一种更正常的样貌被公众所接纳。在过去，对习惯于传统生活的人们来说，电子游戏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纯然陌生的东西，就像是生活在撒哈拉沙漠的骆驼见到了冰块一样，这种陌生的东西自然而然地带来了恐惧。可几年过去后，玩游戏的人更多了，玩游戏的一代也慢慢长大了，人们（可能是带着几分惊讶地）发现玩游戏并没使他们变成植物人，也没有让他们的人生一片黑暗。

“电子游戏”成为了一个很普通的东西，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在过去，许多人认为问题是“如何防止未成年人受到电子游戏的侵害”，这就没有把“电子游戏”当作一件普通的东西。单纯从“防止”的角度来看，电子游戏仿佛易燃、易爆，只存在危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们不会真正去了解电子游戏和它的影响，他们是纯粹的反对者。对于游戏行业来说，这样的反对者越多，环境就越危险。毕竟，以一种平常心来看待一件事物，这是了解与规范的前提。

最近，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出了《关于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国家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在采访中表示，“我国网络游戏业发展迅速，在满足群众休闲娱乐需要、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出现部分未成年人沉迷游戏、过度消费等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我对这个说明的理解是，“未成年人沉迷”这个问题的前提在于“游戏”是个很普通的东西，它既满足了人们合理的需求，也存在一些不适度的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正是这些问题。

要去解决游戏带来的问题，而不是去解决游戏本身，这是正视问题的做法。事实上，游戏当然带来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我们随口就能说出许多和游戏有关的问题：留守儿童的父母都不在身边，爷爷奶奶不识字，这时孩子喜欢打游戏；父母都在“996”，沉重的学业压力让孩子疲惫不堪，这时孩子选择翻墙去网吧；孩子打游戏刷了母亲的储蓄卡，贫困家庭无故支出10个648……这样的例子确实不少，而且，我们很难说清这一切问题中“游戏”到底要负多少责任。

不管游戏应该负多少责任，如果有什么行之有效的办法能让事情更好一些，游戏行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当然也应该尽一份力。对游戏企业，《通知》提出了非常具体的要求。“《通知》要求严格实名注册”，并且“严格控制未成年人使用网络游戏时段时长。规定每日22时到次日8时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游戏服务，法定节假日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其他时间每日不得超过1.5小时。这一规定既是对网络游戏企业和平台的要求，也是对监护人履行未成年人监护义务的指导。”《通知》还将规范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消费，“规定网络游戏企业不得为未满8周岁的用户提供游戏付费服务；同一网络游戏企业所提供的游戏付费服务，8周岁以上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5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200元人民币；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用户，单次充值金额不得超过100元人民币，每月充值金额累计不得超过400元人民币。”

乍看之下，游戏企业的利益似乎会受到损害：他们的未成年用户在线时长会被进一步限制，从未成年用户处获得的收入也将会减少。不过，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游戏企业更有理由欢迎一个具体的规定。在《通知》发布之前，未成年人与网络游戏的问题早就被提及了无数遍了。我们都经历过对电子游戏更不利的舆论环境，在那种环境中，承担压力的是游戏企业。面对着批评，显然游戏企业们应该做出退让——但是该退让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到底该做什么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始终在两可之间。

《通知》带来的是一个能够量化的标准，对游戏企业来说，一个能够量化标准的重要性在于，这明确了他们对社会责任的应有尺度（而无需他们自己去寻找标准）。在过去，面临着社会对“游戏”的批评，除非关门倒闭，游戏企业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消除社会的不满，人们的批评与不满似乎是无尽的。而一旦有了一个标准，他们只需要执行这些标准便能宣称自己尽到了责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明确的规定既是规范，也是一种保护。

在《通知》发出之前，我时不时看到游戏企业发出公告，讲述自己在未成年人保护上面的新举措。游戏企业当然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所感知的，同时，他们面临的也是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杀人犯也玩过游戏，游戏企业能怎么办呢；考不上好学校的坏学生喜欢打游戏，游戏企业能怎么办呢；抑郁的年轻人也会打游戏，游戏企业能怎么办呢？这一切的问题不能说和游戏无关，但怎么可能指望一家企业去解决呢？

“管管孩子，救救游戏”是调侃游戏中“小学生”的段子，这个段子在另一种意义上成真：一家游戏企业，必须尽一切可能去证明自己对孩子是无害的，否则它将面临它无法承受的责难。

我当然不是说这些指责企业的声音是错误的，事实上，不论对错，这些批评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影响。早在《通知》出台之前，许多企业都在保护未成年人问题上展示了自己的努力。以腾讯为例，去年9月，腾讯开始升级早在2017年推出试行的健康系统，并将旗下的所有游戏都陆续接入其中。腾讯集团高级副总裁马晓轶曾表示，如果有游戏因为技术等硬性原因无法接入健康系统，无论任何原因，都将停运和下架。

腾讯还推出了“成长守护平台”，为家长提供管理手段，设定孩子的游戏时长、时段、消费限额等等。今年初，成长守护平台又提供了学校教师的使用入口，只要学生愿意，老师就可以随时关注孩子课余的游戏情况。

许多企业都有类似的举措。此前，旨在保护未成年人的防沉迷系统早已上线，新闻出版总署在《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试行）》中“定义使用者累计3小时以内的游戏时间为‘健康’游戏时间”，实际上，许多企业都更加严格地执行了这一标准。例如，今年1月，网易宣布12岁以下未成年人每日游戏时间被限制在工作日1天1小时，节假日1天2小时。

在今年早些时候，马晓轶在公开信中表示，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行业内有一个很大的困扰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与规范”，由此而来的问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未成年人保护需要考虑更多细节，工作纷繁复杂，到底要往怎样的方向、怎样做，才是成体系与有效果的呢？”

在未成年人保护的问题上，腾讯强调“标准”是有道理的，《通知》的出台也印证了这一点。不仅是腾讯、网易这样的大企业，这些标准也将为所有企业提供指导。在未来，也许关于“标准”还会有许多讨论，这些讨论和标准本身一样，都是必要的。

当然，教育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尤其不可能是“让不让孩子玩游戏”“让孩子玩多久游戏”这样简单的问题。对那些要求“管管游戏，救救孩子”的家长们来说，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让孩子玩更少时间的游戏，他们就会成为更优秀的人吗？而当孩子们玩游戏的时间确实更少之后，这个问题会更频繁而迫切地涌现在他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