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老师进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两年前，我在触乐任职，触乐是一家游戏媒体。按照惯例，每天早上10点，所有编辑都在会议室开会，每人要说一个和游戏有关的选题。
当时我刚入职一个月，时任主编高洋问我：“您今天有选题吗？”我说：“没有。”那天恰好有一款名叫《War Game》的游戏寻求报导。高老师打开他们提供的视频，我们一起看了。一位姓王的老师指出，这明显就是一款山寨的手机版《红色警戒2》，其他人纷纷附和。
高老师问：“有老师感兴趣吗？”
没有人吭声。于是大家站起来，准备散会，我也站起来。
高老师突然问：“杨老师有没有兴趣？”
编辑部里只有我姓杨，我只好又坐下说：“我也没有。”
他又问：“那您现在有选题吗？”
于是，这款游戏成了我的选题。
平心而论，我不喜欢《War Game》，但我当时初来乍到，很为采访陌生人而着迷。我找出开发者的QQ号码，加上了一个叫徐逸（化名）的人。我本来打算采访他一两个小时，但是我俩一口气聊到晚上6点，他因为太饿，去吃饭了。然后突然有人用他的QQ跟我说：“兄弟，我在旁边看了半天，你问得太细了，我们完全没想到。”
我说：“您是？”
他说：“徐逸是我的合伙人。”
我说：“您好您好。”
他说：“他去吃饭了，我来跟你聊，我太想和你聊聊了。”
我说：“好的，您贵姓？”
他说：“我叫杨中和（化名），我怎么称呼你？”
我说：“我叫杨中依……”
第二天是星期五，编辑部沉浸在临近周末的喜悦中。选题会前，我跟高老师说：“我昨天采访的那个人太牛×了。”他说：“您昨天采访谁了？”我说：“杨中和。”他说：“谁？他和你是？”我说：“我俩没关系，巧合，他是那个《War Game》的开发者。”他说：“哦，那稿子写完了没？”我说：“还没写呢。”他说：“嗯？为什么没写？”我说：“他们工作室在上海，我想去当面采访他。”
高老师看着我说：“为什么呢？”我说：“你不知道，这个人太牛×了。他爸以前是个劳改犯，跟他妈结婚以前坐了十几年牢，55岁才生的他。他爸精神有问题，天天虐待他俩——杨中和还有个妹，上初中的时候就被他爸打成精神病。但是他爸这个人也可牛×。1990年在新疆做皮鞋生意，那时候就年收入上百万。他爸以前是个……”
高老师打断我说：“您说的这些和《War Game》有什么关系？”我说：“嗯……呃……有关系。我不是说他爸很有钱吗？所以杨中和从小就玩了很多游戏。虽然现在他做的游戏不好，但是这个人特别有想法。我俩聊天的时候他老说心流，你知道心流吗？心流就是……”
高老师说：“我觉得您把他做游戏这块写出来就行了。”我说：“不行，我想当面采访他。”高老又问了一遍：“为什么呢？”我说：“因为他妈也在上海。”他说：“这和他妈又有什么关系？”我说：“我跟你说。他妈本来是个湖南人，26岁的时候，有一天到城里逛街，看见他爸在街上变魔术，当场就跟他爸私奔了。他俩坐火车到乌鲁木齐，杨中和他爸在……”
高老师说：“杨老师啊，我觉得您说得这些和这个选题都没关系啊。”我很着急，我说：“好像没有关系，其实有关系，而且您不觉得这个故事很美妙吗？”
高老师和我争论了半天，还是说服不了我，他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司创始人祝佳音。祝老师把我俩叫到会议室，我找了一张带靠背的凳子，面对靠背跨坐在上面，两条胳膊枕在靠背上，准备打持久战。他们俩都站着。
祝老师说：“我听高老说了。”
我说：“您觉得这个选题怎么样？”
他说：“您先说说他做游戏的那个部分。”
我说：“好，杨中和今年32岁，祖籍山东，但是在新疆长大……”
他说：“游戏在哪呢？”
我说：“……总之就是杨中和大学以前一直在新疆，高考考到了南京大学，毕业后去乐港应聘，后来就被招进去了。”
他说：“然后呢？”
我说：“然后他就在乐港干了一年。到2012年，他和团队一起出来创业做页游，叫《谁主三国》。项目开发了一年，第一次测试数据没有达到联运方的要求，团队发生了内讧，就把他给踢了。”
他说：“为什么把他给踢了？”
我说：“因为他是主策划。”
他说：“您觉得这个解释合理吗？”
我一拍凳子说：“我也觉得不合理，其实问题很复杂。我翻出聊天记录读道：“杨中和说：‘第一次数据不好之后，大家信心都崩了。我说我们迭代着改呗。问题在于，接下来我们想改也没办法改，因为找不到量。’”
祝老师说：“接着怎么样了？”
是啊，当时我接着问杨中和：“接着怎么样了？”他说：“接着大家就聒噪了，主攻内斗了。测试之后，某天突然开会，大家批斗我。”
我说：“为什么用批斗？”他说：“因为连拉屎、吃饭、开空调的事都拿来说了。空调正对着我，我经常对着自己吹，有人不喜欢，说我不知道体会其他人的感受。”我说：“你为什么只对着自己吹？”他说：“我怕冷（冬天开的暖风），大家不喜欢开空调，我说那开了对着我自己吹吧。”
我说：“大家为什么不冷？”他说：“我们公司很多南京人，不是非常冷都不开，因为开了空调很干。”我说：“你说不是非常冷都不开，那么你开了肯定属于非常冷，那为什么只对着自己吹呢？”他说：“不是，我开的时候的确不是非常冷，只是正常温度，但是我怕冷。”
我说：“不冷为什么开空调？”他说：“这……1月份，就是现在，你说开不开？反正他们说的都是这样子的事。什么上厕所、吃饭都提。”
我说：“上厕所和吃饭，说你什么了？”他说：“说我大便时间太长，就两个坑，占用了其他人的时间。”我说：“你是说，所有成员在会议上批斗你，说你大便时间过长，并且这是正式会议？”他说：“对。”
我说：“那吃饭说你什么？”他说：“说新疆菜味道大——还有我在办公室不爱穿鞋子——我妹给我做的。”我说：“做了什么？”他说：“饭，我妹妹给我做饭。”我说：“具体什么饭？”他说：“家常新疆菜，鸡腿什么的。”我说：“是用了什么特别的作料吗？”他说：“孜然，我老婆都受不了，她平时不在我家待，因为受不了孜然味。”我说：“你老婆不在你家待在哪待……”他说：“我妈家。”我说：“噢噢。”
我说：“他们还说你不爱穿鞋子？”他说：“对，这事被说得多。”我说：“你为什么不穿鞋呢？”他说：“这……习惯，很少穿，在家也不穿。”我说：“那不穿鞋的话，勤洗脚吗？”他说：“一般只能说，不爱穿袜子。不过我汗脚其实一般，因为我不怎么运动。”我说：“那他们说你这个，是因为你脚上有味道吗？”他说：“不是。”我说：“那还说什么？”他说：“因为我是不穿袜子不穿鞋，坐在那，他们说我不文明。”
祝老师打断我说：“你说的都是什么东西？”
我说：“我还没说到重点呢，其实被批斗以前他们公司还有一个股权问题。大家投票让他回家的时候，有个股东也投了，这个股东是他同学。”
他说：“游戏呢？我要听的是游戏！”
我说：“这不都是做游戏的经历？他被团队踢了，消沉了几个月，之后又和朋友一起做游戏，直到现在的《War Game》。”
他说：“然后呢？”
我说：“……没然后了。”
祝老师和高老师对视了一眼，说：“您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吗？”我说：“有意思的都在他爸那。”祝老师说：“他爸和这个游戏有关系吗？”我说：“……没关系。”他说：“对呀，那为什么还要去上海呢？”我说：“您难道不觉得这个人的故事特别迷人吗？”祝老师说：“呃……我承认他身上是有一些迷人的地方，但是这和游戏妹有关系啊。”
高老师说：“杨老师，其实不是每个选题都一定要写，我曾经花了两年采访了一个人3次，但是到现在还没写。”我心想，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杨中和。总之，我们在会议室里争论了半个小时，我说：“反正明天就是星期六，哪怕周末我自己去也可以。”
一出会议室，我就在QQ上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杨中和。
他说：“兄弟，你这个也太疯狂了吧？”
我说：“没有，我只是想了解你……”
他说：“我觉得先以电话为主吧。”
我说：“……的一生。”
他说：“来来来吧！我觉得你的激情是一切伟大事物的开端，很牛×，高！”
第二天下午两点，我到了上海。一个小时后，我乘出租车到了约好的地点，远远就看见两个人向我走来。我记得杨中和比我矮，脸颊很尖，虽然我不想这么形容，但他确实长得有点像老鼠。徐逸则长得挺帅。
他一见我就拉着我的手说：“兄弟，我终于见到你了。”我说：“您客气。”他说：“我其实昨天就想问你，你们公司是不有个人叫祝佳音？”我说：“他是我老板啊，咋了？”他说：“几年前我在你们读者群，然后被祝佳音给踢了。”我说：“真的假的？”
他说：“当时有个管理员，用的头像是长颈鹿，在群里说了一个成龙的什么事儿，然后我就拿这个人和成龙讲了一个荤段子，然后我就被踢了。”我说：“那你咋知道这人是祝佳音？”他说：“那次一讲完就不对劲，感觉惹上的是个大人物。其他人都在底下起哄：‘完蛋了，这下你完蛋了。’我还没看懂什么意思就被踢了。”
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祝老师的坏话，不知不觉就到了他家兼工作室。那是一间很小的一居室。我注意到，通往卧室和厨房的门口都挂上了日本居酒屋一样的条幅。我指着条幅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我和我老婆一块布置的，我俩都喜欢日漫，所以经常上网买。”
我说：“你还喜欢看日漫？”他说：“大学时候喜欢。你知道我上的南大，其实我一开始报的南大物理系，但是因为我分数不够，被调配到了大气科学系。”
我们3个在客厅里坐下，徐逸从冰箱里拿出3罐冰镇可乐——我也不知道冬天为什么要喝这个——但大家还是快乐地喝起来了。
我说：“你为什么上南大？”他说：“我妈当时和我爸闹离婚，她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儿子我就指望你了，你得考到北大。’我说：‘你傻×吧，北大能考上吗？’后来我从报答的角度想想，既然不能北上，那我只能往南走。我感觉浙大、复旦和北大都不是同一种学校，只有南大、北大，读起来一南一北，很好。”
我说：“那被调配到大气系以后呢？”他说：“大气学起来很痛苦、很深涩、很庞大，那时候很迷茫，我就自学了物理。”我说：“我感觉物理也挺庞大的……”他说：“当时我心智不成熟，根本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大气又学不进去，所以大一、大二看动画片，到大三感觉不能这么荒废下去，又自学了日语。”
我说：“考级了吗？”
他说：“考到N1。”
我说：“你自学……”
他说：“而且分数很高，如果换算成百分制能有92分。”
我说：“你自学物理，为什么日语成功了？”他说：“你不得不说，我是一个理性的人。我们这些人在科学界，最后只会成为大科学家手底下的一个物理打工者，所以我最终会选择有可能出头的行业。虽然现在我做游戏也很失败，但是越失败越有感觉。因为我掌握了一种方法论。以前我们设计游戏都是规则、逻辑、想法，现在想的是心。”
我说：“新？”
他说：“对，心。我们的心是什么？ 玩家的心是什么？我们怎样心连心？”
接下来，他花半个小时阐述了“什么是心”，并且谈到《北斗神拳》——武论尊与原哲夫于1984年创作的日本漫画。他形容这本漫画为“宇宙级畅销”。他的本意是想说明漫画畅销的原因和掌握了人心有关，但说着说着串到了爱因斯坦与达芬奇。
我说：“那你大学毕业就开始做游戏了吗？”
他说：“没有。”
我说：“为什么？”
他说：“这个世界你要看，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就是……”
我说：“不说世界，说你大学毕业以后第一份工作。”
他说：“毕业的第一选择是去做动画，想要在10年之内做到全中国最优秀的动画导演。”
我说：“那你做了几年动画？”
他说：“我的背景完全无法进入那个行业，虽然它的门槛也不高——如果是现在的我，我肯定能进去，因为我对世界的理解比较深了。这个东西就像一把钥匙，这把钥……”
我说：“没做动画然后呢？”
他说：“然后拉了几个同学做教育，针对高、中考，办了一个暑期班。”
从南大毕业后，一个叫张海洋（化名）的同学拉他创办了伽利略教育。但他们只做了一期。第二期，张海洋觉得“一个月赚几万块钱没意思”，于是大家散伙，张海洋炒股票去了。
之后，杨中和和徐逸一起去了乐港，两人在同一个项目组。一年后，项目负责人说服大家一起创业，但是两个月也没拉到投资。杨中和是主策划，他说：“我们团队很有信心，干脆没要投资人，每个人一起出钱。”
我说：“大家一共……”
他说：“我提议的，全票通过。”
我说：“大家一共投了多少钱？”
他说：“10个人拿了100万。”
他们定了个原则：每个人投资最多不能超过20万。但是由于“一些历史问题”，CEO占股60%。
大家本来没意见，直到《谁主三国》第一次测试，数据很不理想。有一天加完班，大家选了一个代表，告诉杨中和想要分股。杨中和说：“我一听就明白了，我说我们讨论没用，你们和CEO说。”
在大家的推举下，杨中和带着那个代表到了CEO家。CEO一听就说：“立刻分。”他把自己的60%拆成好几份，首先留下35%，然后分给团队“7个还是9个点”，还有一部分声称自己先拿着，当做以后激励新人用，最后把一大部分给了自己的“好哥们”。
我说：“怎么冒出来一个好哥们？”
他说：“就是主程序。”
本来大家的股份由CEO代持，但事后改为杨中和代持。他说：“我在这次事故中被推举为领袖，一开始很开心，但没想到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由于找不到平台第二次测试，他们只能猜着改。当时，张海洋和几个朋友创办了一个投资公司，给他们投资了400万。几个月后，游戏迟迟没有起色，人人都担心自己亏了，“而担忧会传染”。因为他是主策划，所有矛头都开始指向他。再加上他代持股份、投资人又是“他的人”，到后来“给别人算错了迟到，都被怀疑我在拉帮结派”。
团队在不信任中度过了几个月。有一天例会，CEO突然发难，他说：“杨中和爱创新，但是创新需要验证，我们现在没有量，所以无法验证，你那套没用了。”之后就是“批斗会”，“批斗”完就投票表决让他回家。刚开始还有人站在他那边，最后只剩下徐逸。张海洋本来也力挺他，但是他俩的股份加起来没有CEO和好哥们多。随着“批斗会”愈演愈烈，出于保护投资的原则，他也被迫投了一票。
杨中和被团队赶回家了。他觉得很痛苦，去找一些业内大佬聊，但是“大家都不愿意给我机会，更痛苦了”。他当时和徐逸住在一起，俩人无所事事，整天玩“红警”。上大学时，杨中和特别喜欢看《赢在中国》，他记得“史玉柱还是谁”在节目里说过：“人的一生里有3个人对你很重要：一是老大哥，二是朋友（知己），三是老婆。”
所谓的老大哥也就是事业上的领头人。他本来把那个CEO当成老大哥。创业初期，“俩人各种海誓山盟”，结果他被老大哥踢了，“心里想不通”。他在“家里蹲”的几个月，一直觉得心里慌，想死，但是又不敢自杀，所以老是幻想“被动死”，比如“出门被车撞死、逛街被砖砸死”。
就在他“求死不能”的半年里，张海洋一直在研究股市。有一天，他对杨中和说：“中国半导体必然崛起，资本市场将有一场盛宴。”他让杨中和立刻购买七星电子。杨中和信了，他把创业攒的钱和他妈的养老金全部用来购买股票。
3个月内，七星电子从22块涨到44块，“中间涨到42又跌到35，后来又涨到44，两个波段也全部吃下”。他说：“我不能说我赚了多少钱，只能说赚了多少个点，150%。”
有钱后，杨中和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他对没买股票的徐逸说：“你看我现在心情多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一是因为我找到了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徐逸单身），二是我账户里有钱，不愁吃不愁穿。”
我说：“你不觉得可能只是运气好吗？”
他说：“我相信海洋——资本市场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地方——我可以有一个预言， 海洋40岁的时候一定是一个非常牛×的人。”
在我的极力劝说下，第二天中午，徐逸带我到了张海洋家。他一个人住在一间宽大的屋子里，仅客厅就赶上了杨中和的一居室一半大。当时是中午12点，海洋还在睡觉，我因此没有四处参观。徐逸到里面叫他起床，我在客厅里一个豪华的、疑似是真皮的沙发上坐下。
过了一会，徐逸带着一个穿睡衣的男人走出来，他径直过来和我握手，我从沙发上站起来，他拉着我的手笑着说：“我听说了，有一个疯狂的记者今天要来采访我。”
张海洋的脸小，眼睛又圆，尽管他蓄了胡须，还是给我一种娃娃脸的感觉。
他和杨中和在大学是同班同学、又是同乡，两人因此结识。毕业后，张海洋想往通讯行业发展。他给许多通讯公司投简历，有3家进了终面：信网锐捷、TP-Link和广东电信。广东电信“连体检都做了，血都抽了”，最后还是没给他发Offer。
当时的日本通讯行业是全球第一，他想去日本，因此申请了早稻田大学。他被录取了，但只待了一个学期就退学了——因为“去日本”这个行为本身让他赚了钱。出国前，他把家里给的学费和生活费换成日元。当时日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在0.062左右，到了日本就开始飙升，“大概涨到0.08”。
他琢磨把钱再换回人民币，于是找了本厚杂志，把中间全部切开，掏空，把钱放到杂志里，用胶带封好，上面下面再放一本杂志，寄到南大——结果这个杂志堆失踪了。他上大学时在学生会任职，所以地址留到了学生会办公室。当时，有一个同学负责替他查收这个包裹，但他没告诉同学里面有钱。“我×……我当时心急如焚啊，这可是我当时的全部家当。我就一直催他找找找，最后在校团委的一摞资料里找到了，然后换了钱。”
有了第一桶金后，他就开始炒股。从南大毕业时他就开了账户。“当时我记得很清楚，2008年11月4号奥巴马赢得大选，那时国内有4万亿的刺激计划，然后股票就开始狂飙，天天就是数钱的感觉。当时太行水泥像疯了一样涨，当然我没买到太行水泥，但是当时你随便闭着眼睛买个股票都很赚钱。那拨行情走完以后，我就坐不住了。我跟我的同学和老师说我要走了，88，然后我就回来了。”
从日本回国后，他找到杨中和做了伽利略教育，但只做了半年，因为感觉这个不能实现理想。离开伽利略后，他去了东海证券，一开始在经济业务总部，后来去了金融部。在东海证券做了不到两年，他又集结了一部分想做事的人，组建了投资公司。
在张海洋的主导下，公司第一个项目就投了杨中和，结果杨中和被赶回了家。张海洋说：“怎么说呢……当然中和一直在改变。但是我觉得啊，他内心深处并没有把他团队的人当做战友，可能更多是棋子。就跟谈恋爱一样，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你，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的。也许啊，如果他不是这样的人，当初他的团队不会把他踢出去。”
几年前，就在张海洋和杨中和做伽利略时，曾因人手不足在校内论坛小百合上招人，有一个叫冯佳期（化名）的人加入了他们。两个月后，冯佳期因为无法忍受杨中和的为人回了老家。他在采访中说：“其实我们吵架都很鸡毛蒜皮，比如他吃饭老不给钱、说话难听，还占小便宜——而且这些事每天都有，但这还不是最难忍的，最难忍的是，他做任何事或者决定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我对张海洋和徐逸说：“你们觉得中和把你们俩也当成棋子了吗？”
张海洋说：“嗯。”
徐逸说：“棋子可能有些夸张，我们是同事又是合伙人，又是朋友，他不可能真的无视我们。但对于员工，可能为了让你开心他才会做一些事，但不是真的认可你。如果一个人稍微聪明一点，共事久了，总会感受到你这种态度。所以我才说，他一开始很容易获得人的认可，但终究会暴露出一些问题。不过你也知道，他的经历导致……这是他的一个性格弱点。”
当时，我只在QQ上了解过杨中和的经历，包括他遭遇过家庭暴力、校园霸凌。直到当晚，由杨中和的母亲陈云燕口述、杨中和翻译，我才知道了他——主要是他父亲的经历。这是一个关于他父亲如何结了6次婚、如何在新疆塔城坐了10年牢、如何在90年左右就成为百万富翁，以及如何在出狱后的30年里，前后奔走100余次，并最终死在塔城的故事。
我当时认为这个故事美轮美奂，并被它深深吸引。从杨中和家出来后，我在QQ上跟高洋说：“我要去新疆。”
我不知道高老师看到留言时的心情，但他在几个月后的一篇触乐夜话里写道：“只是一个游戏开发者做了一款新游戏啊，为什么要跑到新疆去采访他的小学同学和母亲！”
无言以对的高老师发来一串省略号，我竭尽生平所能，劝说他相信让我去新疆实地采访的重要性。他说：“您要是实在想去也可以，但是可能无法报销。”
我把我要去新疆的消息告诉杨中和，他说：“哥们，你太疯狂了。本来我们只是想要一个报导，现在因为你，连我也突然想看一下我杨中和的故事。”
第二天，我坐上航班，于当晚11点抵达乌鲁木齐。那一天乌市下起了大雪，我在机场外看到高耸的雪堆和停在路边的铲雪车，忍不住拍了一张照片。我把照片发到工作群里说：“×，我以为我到了俄罗斯。”出了机场，我连夜赶到杨中和他爸当年白手起家的地方——七纺综合农贸市场。市场里空无一人，我对着白天堆满瓜果蔬菜的摊位尽情拍照——尽管这么做毫无意义。
杨中和的父亲名叫杨汗青（化名），55岁那年，他在湖南省永州市一个县里的街道上表演魔术，认识了陈云燕（化名）。陈云燕当时26岁，正在逛街，她一眼就看中了会变魔术的杨汗青，“觉得这个男人很有本事”。等杨汗青表演完，他俩就私奔了。
我问陈云燕：“恋爱也得有个过程吧？”
她说：“那时候哪有那么复杂，我家里面人都不知道，我就跟他走了。”
陈云燕是个农民，家里人也是农民，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不想以后的小孩也是农民”。杨汗青带她坐了3天火车，到了乌鲁木齐。一年后，两人结婚。直到那时，她也对他知之甚少。只知道他结过5次婚、坐过10年牢、有两个失散的弟弟，外面还有很多儿女。
杨汗青是山东烟台人，父亲是个资本家，“在当地有100多所房子和一间银行”。据说有一次，日本人抓了当地一个村子里的100多个人，杨汗青的父亲去说了一句话，人就全要回来了。“总之他父亲就是日本人那也吃得开，共产党找他办事也给办，国民党找他办事也给办。”陈云燕说：“但十几年信仰都是国民党。”
1949年，国民党战败，有些人跟着退到了台湾省，杨汗青一家去了贵阳。他本来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到贵阳后，因为经济条件恶化，养不起4个孩子，妹妹被迫送给别人。后来杨汗青的父亲自杀了，一个月后，母亲也死了。“杨汗青当时大概十四五岁。”两个弟弟进了孤儿院，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一个人回了趟老家，结果发现所有财产都被没收了。
当时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他听说新疆缺人，他就去了新疆。为了隐瞒父亲是个国民党，他一直对外宣称从小就是孤儿。他先在乌鲁木齐某个矿场挖煤。杨汗青从小就会英语、日语，“俄语也会一点”。因为有文化，也肯干，他在几年后当了干部。但是后来，他得罪了当地一个派出所所长，“干架了，原因不知道”。
当时有个政策，有一批人要下放，人家就把他的名字写进去了。杨汗青被下放到塔城拖犁县团结牧场。一直到66年，又不知道因为什么得罪了牧场的人，他被告发，关进了牛棚。“他属于打头阵，‘文革’还没开始，刚有点苗头他就进去了。”
杨汗青一开始的帽子是右派，在监狱里让他承认，他不承认，又加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为了活下来，杨汗青掌握了两项技能。第一个是背毛主席语录。每当别人审问他，他就反问：“你为什么要关押我？”别人说：“因为你怎么怎么样。”他说：“好，既然你代表主席，你会背毛主席语录吗？毛主席语录第几章第几行第几个字，什么地方，你知道吗？”对方就开始翻，他就说：“就你这样的人，你也有资格审判我？”说完他就开始背。第二个技能是在身上画主席头像。别人一说他心中没有党、没有国家，他就说：“我心中没有你心中有吗？”说完就掀开衣服，身上全是。然后在墙上、地上各种雕刻，“就没有办法弄他”。
靠着这两个办法，杨汗青活了下来。出狱后，杨汗青无以为生，但由于“在狱中常年雕刻毛主席头像”，他掌握了一定的雕功。他就给别人在钢笔上雕刻动物花纹，每雕一个5毛钱。杨中和说：“那时候物质很贫乏，有钢笔的人愿意在自己的笔上做一些装饰。我爸当时吹牛×，说他靠这个每天能赚100块钱。”
杨汗青出狱后的生活是个谜，没人知道他具体经历过什么，直到和陈云燕结婚。一年后，两人生下杨中和，第二年又多了个妹妹。杨中和出生时重3公斤半，是个正常的男婴体重，但当时杨汗青当时已经56岁了，杨中和因此一直认为自己先天不足。
他从小就体弱多病，身材瘦小，还在学校遭到霸凌。他说：“我弱小到强大的人都不想欺负我，所以我就被某些女生锁定了。”从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他一直被一个姓汤的女生霸凌。这个人是她的同桌，他称她为“掌控者”。
汤女生每天都要跟他“玩游戏”。例如，汤女生问：“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杨中和必须说出她的名字，不然就会被掐。除了回答问题，汤女生还问他要钱。
90年代前后，杨汗青开始做皮鞋生意，杨中和形容为“像龙卷风一样有钱”，他因此每周都能得到不少零花钱。杨中和的同学们说：“他家当时最有钱。”但没人感觉到他被欺负，而且还说：“他是个色情狂，整天跟我们打赌猜女生内裤颜色。”
我说：“那猜完咋证实？”
他们说：“他在楼道里把人裙子掀开看，有时候不掀，拿镜子跟在人家下面照。”
我问杨中和：“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说：“我忘了。”
总之，他小学时的零花钱，很大一部分被汤女生拿走了。
这样的生活忍受了3年，他跟老师说了几次，老师没管，他就不敢说了。与此同时，杨汗青渐渐变了个人。他经常睡到半夜突然惊醒，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妈了个×的，吓死我了，做了个噩梦。”接着就骂陈云燕：“你这个老×娘的，我都吓死了你怎么还不起来？”每当陈云燕被骂醒，杨汗青就找皮带抽她。
他一边打骂陈云燕，如果突然想起杨中和兄妹，也把他们抓起来打。杨中和说：“我小时候一看到皮带就特别恐慌，因为他的经典动作就是找皮带，解皮带。”
唯一让他们松一口气的是，因为工作需要，杨汗青常年在外，“一年最多在家一个月”。但是只要不在家，他每个周六晚上都会给家里打电话：“当时别人家没有电话，我们家已经有了。每次就问布置的大字写完了没？唐诗背完了没？还有英语单词都背完了没？都合格了就给钱，不合格就拿皮带。”
除了问学习，一家人没有沟通，他回家最多待上一天。但是，他不在家的时候也不允许陈云燕出去。陈云燕说：“他经常对我说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管我在外面跟人说没说话，他都以为我跟别人说话了一样。只要他不认识，就觉得我和人家有一腿。”陈云燕经常因为这种莫须有的罪名挨打，后来索性不出门了。“不敢和任何人打交道，除了到市场买菜，买菜我都给他俩孩子带上，就连邻居都没有交往。”
有一次过年，陈云燕问两个孩子有什么愿望，他们说：“最大的愿望就是爸爸永远别回来了。”
杨中和就这样生活到小学四年级。那一年，班里来了个新班主任，教语文。
有一次，老师让他们写作文，杨中和特别喜欢那个题目，写得很卖力。第二天上课，他遭到点名评批评，班主任说他抄袭。为了这件事，杨汗青找到学校和老师理论。他们商量了一个方法：在老师的监督下再写一篇。杨中和说：“没想到那个题目又是我喜欢的。”他写完拿给老师，老师信了。
从此以后，班主任对杨中和刮目相看。
有一节课，老师讲杨梅，问了同学们一个问题：总结作者要表达的杨梅是什么味道？老师让他回答，他说：“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只需要去外面买杨梅来吃，比总结文章更有效果。”老师说：“很好。”然后给了他3块钱，让他立刻去买。杨中和拿着3块钱，跑到最近的市场上买了一罐杨梅罐头。老师让杨中和给每个人分一颗。等大家吃完，老师又问：“杨梅是什么味道？”大家都说：“酸酸的，还想吃。”
杨中和以前是个差生，第一次体验到被老师信任的滋味，让他逐渐拥有自信。终于有一天，当汤女生再次问他“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后，他没有回答，他跑到老师办公室要求换座位。老师同意了，汤女生不同意，汤女生说：“你别嚣张，你要是敢换，以后有你好的。”杨中和忍无可忍，提出和她单挑。
当天放学，俩人来到约架场地，同行的还有专门给杨中和助威的两个朋友。
他说：“你知道的，她对我来说是个……我一开始以为要恶战。我真的没有想到，我打了她几拳，她只是喊了声‘你妈×，你等着’就跑了。”
我说：“那打了多久呢？”
他说：“我估计15秒。”
杨中和从此喜欢上了用单挑解决问题。以前有个人天天骂他，一见面就说他长得奇怪。他和那个人单挑，之后那人再也不敢和他说话。他就这样单挑到小学毕业。到了初一，杨汗青花3万块钱送他去了兵团二中——当地名校，里面都是好学生。杨中和发现不管怎么努力，他的学习成绩始终一般。他觉得压力太大，待了两个月，从兵团二中转学了。
与此同时，他的妹妹辍学了。妹妹因为学习不好，经常遭到杨汗青殴打。上初中时，她被打到精神失常。杨汗青让她在家自学日语，“因为日语他也懂，背错了他也知道”。妹妹不堪压力，决定用老鼠药毒死杨汗青。她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母女俩急得抱头痛哭，妈妈说：“你千万别做那样的事，为了你爸爸把你搭进去了。你要像哥哥一样，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就离开你爸了。”
就在杨中和上初中前后，杨汗青的事业衰落了。在新疆时，杨中和的同学带我到西山塑料厂，指着一片新建的居民楼说：“那就是以前他爸的工厂，小时候我们都去玩过。”杨汗青数次想把那块地买下来，但“批证遇到一些困难”。他的同学说：“他爸在那建厂的时候，这地方5块钱一平米。”我说：“现在呢？”他说：“3000。”
一开始，杨汗青的皮鞋生意很赚钱。“他的思路很活，在90年前后开始做。一天的利润在一万左右”，但是过了几年，“看到他赚到钱，大家都出来了”。杨汗青固执地用以前的方式继续经营，“皮鞋款式永远不变、每年产多少双鞋也不变、定多少皮子、用不用得完也不管。因为他觉得麻烦，什么都不管。”
1999年前后，因为财务状况萎缩，也因为杨中和的户口在塔城——他当时临近初中毕业——根据高考遵循的所在地原则，他们一家人迁回了塔城。杨汗青又干回了老本行，他和陈云燕两个人每天到市场上摆摊卖鞋。
2004年，杨中和顺利考取南京大学。他如愿离开父亲，到了南方。与此同时，杨汗青又开始找领导了。“其实一出狱他就找领导。”陈云燕说，“他自己说，认识我之前已经找过80多次了。”杨汗青晚年只有两个心愿。第一是得到“平反”，第二个是找到小时候被父母送出去的妹妹——但这两个心愿都没有完成。
陈云燕跟着杨汗青去过几次北京。2013年，某次回家后，杨汗青越想越生气，他站在屋子里骂骂咧咧，过了几分钟，“人突然摔倒了”。杨汗青有冠心病，陈云燕以为他心脏病发作，打了120。10分钟后医生赶来，检查以后说：“这是脑缺氧，救过来也是植物人，5分钟前已经没了。”
陈云燕把杨汗青火化了，骨灰带到烟台，来看望他的只有一个侄子。我问：“去世那天是几月几号？”
陈云燕说：“死那天刚好是星期六，那天是几号？我也不知道，嗨呀都两年了。”
杨中和说：“我妈脑子不好，过了几天就过年了，应该是2013年的2月份。”
我说：“那是几号呢？”
杨中和掏出手机说：“我给你查一下。”他看了一会手机说：“2013年是2月19号过的年……我妈说的应该是……”
陈云燕说：“星期六嘛！”
杨中和说：“星期六就是2月7号，只能是2月7号。”
我说：“你们没给他过过祭日吗？”
他们一起笑着说：“过啥祭日啊。”
我注意到杨中和笑得很奇怪，因为他查日子的时候已经哭了。
我和他们聊天时，他的妹妹也在上海。但只要一有人跟她提这段往事，她的精神就会变得不稳定，所以我们并没有见面。杨中和说：“我之所以没有被我爸粉碎，而且能把我妹带出来，是因为我一直很积极，我不需要去排解这个郁闷，它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任何伤痕，因为我有爸爸的基因。简单来说，我可能也是个没心没肺的人吧。”
当初《谁主三国》接近失败，他曾在知乎上回答了一个问题：你的或你知道的创业项目是如何死掉的？他在回答里说：“第一次创业是和几个伙伴一起开了一家教育公司。我自认为我们是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起码在吹牛比这一点上。其中有一个伙伴叫冯佳期，他只是看了我们在小百合的回帖，我们正准备进一步回复时，办公室的门铃就响了。在当时这真是一段神奇的体验。”
他追述了几个人的创业过程。后来，这个答案被冯佳期看到了。他们本来已经断交5年，冯佳期立刻联系了他。冯佳期说：“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只是开不了口。”在这5年间，杨中和坚持逢年过节就给他发祝福短信。但冯佳期既不回复，也不拉黑。直到他在知乎看到杨中和的答案，他没忍住，给他打了个电话。
我说：“你们当时说什么了？”
他笑着说：“我忘了，但是大家都哭了。”
他们聊了一夜，之后和好如初。在杨中和的撮合下，冯佳期和张海洋等人也恢复了联系。杨中和说：“我觉得我们这种友谊，在当下社会也是蛮罕见的。我们是男生，但是过生日……比如海洋，他在北京，他过生日我们都直接飞过去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珍视这段友谊。”
就在张海洋给他投资了400万，他却被团队踢掉以后，他们俩也发生过争吵。但最后他们也和好了。
我当初在采访张海洋时曾问道：“一般来说，同学合伙做生意失败，几乎只有反目成仇一个下场……”
张海洋说：“你觉得400万有很大的杀伤力，但是我觉得，虽然现在亏了，但他将来是会回报我的。就跟我一样，我把合伙人的钱坑了，我现在就在炒股啊，他们也有资金一起运作，我说我会把这个400万挣回来的，我相信中和也一样。而且，中和有一点特别强，就是对于成功的执着。不管是脸面也好，还是什么——如果这个事情需要他下跪，他会毫不犹豫，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地去成功吧。我觉得，只就这一点而言，在座的很多人都做不到。”
当时，我们几个坐在一张长桌旁。出于好奇，我问了些别的问题。我们从杨中和聊到股市、从股市聊到缠中说禅、从缠中说禅聊到《遥远的救世主》。后来，我不记得问了什么，他笑了一下，将双手摊开，在桌面上一挥，带动两个睡衣袖袍在空气里掀起一股微风，他说：“为了给这次采访增加一点趣味性……”
他起身，走回房间，我听到一阵翻东西的响动。接着他走回来，手里拿着一个棕色的笔记本。他把笔记本放在桌上说：“这是我刚开始研究股票时的笔记。”他把笔记本递给我。那一刻我非常错愕，分不清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刚起床的男人，还是一个即将在40岁迎来巅峰的金融家。
这个行为太像拍电影了，就像这个选题本身一样，令当时我的心醉神迷。
半个月后，所有采访都结束了。我从新疆返回编辑部——受到了热烈欢迎。我的大多数同事并不知道我到底在忙什么，他们只知道我采访了一个国民党的儿子、去了一趟想象中的俄罗斯，但这已足够让他们期待我要写的内容。
首先迎接我的是高老师，他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几个月后才回味出来，这个笑容里包含“一丝鼓励、一丝无奈、一丝心疼，还有一丝幸灾乐祸”。
然后跟我说话的是祝老师。他一反常态，没有打击我，而是说：“你要不要采访别人？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我满脑子都是杨汗青，我对杨中和的创业故事已经不感兴趣了。我跟谁也没说话，坐下就开始写，一写就是一个礼拜。
终于，我大功告成了，我把我的最新力作发给祝老师，期待着想象中的赞美。我等啊等、等啊等，等了一整天——祝老师下班回家了。
我非常痛苦。第二天，我看到他正准备抽烟，就尾随他进了吸烟室。祝老师刚点着烟，我说：“您看了吗？”
他说：“看了。”
我说：“然后呢？”
他说：“我觉得……不够好。”
我说：“哪不好？”
他说：“我觉得可以先放一放。”
我说：“你说哪不……”
他说：“哎呀你来了。”
我回头一看，高老师进来了。
祝老师对高老师说：“你上次要跟我说什么来着？”
高老师迷惑地说：“我说什么？”
祝老师灭了烟，说：“就是你说杨老师不能听的那个事。”
我怨恨地看了祝老师一眼，离开了吸烟室。
之后一个礼拜，我一看见他俩进吸烟室就紧张，但是他们从没找过我。我也问过高老师很多次，他的回答老是语焉不详。我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杨中和的文章可能无法发表了。我不知道怎么和杨中和说，就这么一直拖着。直到有一天，他在QQ上找我，说：“我的手断了。”
我说：“……怎么搞的。”
他说：“就你走第二天，我自己摔了一跤。”
说完他发来一张照片，手上打了石膏。
我说：“你咋打的字？”
他说：“手机。”
我说：“行吧……”
他说：“啥时候能看到文章？”
我吞吞吐吐地暗示：“可能无法发表了。”杨中和表现得异常大度——他以为是别的问题导致的。他说：“那没事，你发给我，我们自己高兴高兴。”这时候，我犹豫了，尽管我一直在自我催眠“一定是因为别的原因”，但我其实非常清楚，它之所以不能发表，只是因为写得太差了。
我花了很长时间采访了很多人，这些素材令我迷茫。最终，我写出了一个稀奇古怪的东西。例如在描写杨中和和汤女生单挑时我曾这样写道：“一般的单挑会持续3～5分钟，但他与掌控者的对决只花了15秒。杨中和的拳头以‘每秒0.2拳’的速度落到汤女生身上，也就是说，杨中和在15秒内打了3拳。汤女生毫无还手之力，维持3年的统治王朝就此覆灭。她在逃跑之际，撂下了最后一句狠话：‘你妈×，你等着。’”
这实在是一些很令人羞愧的东西，但我当时感觉不到。只是杨中和问我要的时候，我直觉意识到不好，于是我又编了个理由没给他看。
那之后，我一直试图让它重见天日，但祝老师总是拒绝。几个月后，我们把它改编成触乐夜话，这篇夜话大获成功，成为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文章之一。有很多读者在后台留言，要求看到文章原貌。因为我在里面似是而非的暗示，导致读者也认为它不能被发表是因为其他问题。
在编辑部里，其他人也没看过，有位老师说：“这是触乐编辑部少数被封印的文章之一。”所以它现在更加神秘了。至于唯独看到过这篇文章的3个人——祝老师、高老师，还有我——则始终保持了心照不宣。我虽然从未说过谢谢，但我知道，他们以这种巧妙的方式维护了我的尊严。
就在我婉拒了杨中和几天后，徐逸又找过我一次。他说既然中和的文章无法发表，能不能给《War Game》写一篇文章。出于愧疚，我答应了。我又花了一天时间跟他详细了解了《War Game》的玩法，然后写了一篇文章。但是他看过后不满意。我记不得他在电话里是怎么说的了。总之，他认为“通过这篇文章，玩家不能感受到我们的心”。
我们在电话里来回扯皮，最后发现我不重写不行。我心力憔悴地说：“过两天再说吧。”第二天开早会，高老师又问我今天有没有选题，我说还是没有。他说：“您不是把杨中和那个游戏写了么？”我只好如实相告：“他们不满意。”
我分不清是他们不太上道，还是我写得太差了，这件事最后也不了了之。直到年底，徐逸在微信上告诉我，他们搬到了北京，邀请我过去聚聚。我想了想每次和杨中和聊天时的场景，又点开我和徐逸的QQ聊天记录，倒数第二条是他问我说：“你对爱因斯坦有了解么？还有莫斯科大学数学系的发展历史？”最后一条是他自问自答。
我委婉地拒绝了他，他又打电话邀请，我只好再一次拒绝。之后，我一直避免与他们联系。有一部分是因为愧疚，但主要是因为我也说不上来的原因。
直到两年后，也就是今年的6月份，徐逸在微信上说：“嗨，杨兄弟，我们游戏做出来了，你有兴趣玩玩嘛？”
我没有回复。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登录了《War Game》在TapTap上的主页，有玩家发出7月16号的QQ群截图：“由于资金没有到位，研发停止，带来的不便请各位指挥官谅解。”几天后，官方在TapTap发帖：“大家别慌，《War Game》不会黄的。我一定会把它做出来！！！！！”
这款游戏还有不少玩家在等待，但由于3年来没人玩到过，粉丝都已经转职成了段子手。
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怎么样了，也许杨中和又去聒噪其他大佬，也许又跟着张海洋炒股票。当初写完第一稿好像是月初，我记得好像是到了月底，有一次我在吸烟室抽烟，祝老师进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我说：“杨中和要发表了？”
他说：“你去新疆的费用，公司决定给你报销。”
我说：“哦……那我其实还有个问题想要问您。”
他说：“你问。”
我说：“杨中和说当初是您把他踢出读者群的，您还有印象吗？”
他想了想说：“我不确定，我没有。”
我说：“那您听过一个以您和成龙为主角的色情笑话吗？”
他说：“没有。”
我说：“真的？”
他说：“真的真的。”
我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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