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我常常在想，游戏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与只能在周五、六、日各玩一小时的孩子不同，我的父母相当支持我打游戏。幼儿园临近小学的时候，我开始和父亲在盗版FC上玩“坦克大战”和光枪打鸭子。那时候家住在一层，有个宽阔的阳台，我时常像吸引鸟儿般呼唤大院里的朋友。他们从落地窗跳进来，满身是汗，鞋底粘着土和泥巴。父亲并不责怪我，而是跟我们一起打。他技艺娴熟，没人是他的对手，但我偶尔也能赢两局，应该是他故意输的。
多年后，父亲不再打游戏。哪怕是曾经熟悉的“坦克大战”或者“超级玛丽”（就是初代《超级马力欧兄弟》，跟大多数远离了游戏世界的人一样，父亲更习惯叫它“超级玛丽”），他也不再玩了。某一次，我突然想起从前的日子，正好Wii U上的《超级马力欧创作家》里有老FC的关卡，我给他调出来消磨时间。父亲试了几次，但始终想不起按加速键，马力欧慢悠悠地从悬崖上跌落。几次之后，他摩挲着手柄，有点不好意思似的放下了。
长久以来，我对游戏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热爱，我几乎不怀疑这点。除了游戏以外，我也爱电影、小说、摇滚乐和动画片。我的其中一些朋友们热衷于民谣和恋爱，另一些则是足球和骨折，我们像在大雨里躲进不同颜色的伞，却绝不影响相互间团结一致。
若给玩游戏归因的话，父亲的带领算是缘起。邻居几个孩子里，有个人家境一般，他住在大院拐角的小屋里，母亲是裁缝。私下提到他的时候，我们叫他“小裁缝”，或者“裁缝家的儿子”，我甚至记不得他的名字了。每到周五六日，裁缝家的儿子就要偷溜出来跑到我家，母亲给他做醋溜白菜和用糖醋汁炒的炸土豆片。我已经吃腻了，他却每次都要添饭，把菜吃光，好像这是天大的快乐。
吃过饭，裁缝家的儿子就要神秘兮兮地冲我和父亲挤眼睛。我知道他要做什么，但他总是不好意思明说。盗版FC上的64个游戏，裁缝家的儿子几乎都玩过，其中还包括换个颜色冒充新游戏的仿造品。我、父亲和裁缝家的儿子轮流玩“坦克大战”，在这几个双人对战游戏里，我们更偏向它。
游戏时间不会持续太久，估摸着一两小时，裁缝家儿子的母亲——就是裁缝本人，就会意识到她的儿子没在家老实写作业，又偷偷溜出来玩。她从未找到我家过，我负责把裁缝家的儿子转移到便民健身乐园，在那让他的母亲发现他。
再之后，我和北京一起成长起来，学业逐渐繁重，跟裁缝家的儿子也不再那么熟络了。往后的几年，人们发现自己似乎不再需要裁缝，这一家就收拾行李返回老家去。长大的这几年，裁缝家的儿子似乎远离了游戏，但也没爱上电影、小说、摇滚乐、足球或者学习。某一年，在悠悠球火热的季节，他说，可以帮我“顺一个悠悠球来”。我没懂，以为是“顺便买个”，就同意了。
他没给我带来什么悠悠球。听说他在“顺”东西的时候被人当场抓住，但具体受了什么责罚，就没人跟我提过了。那件事情之后，我就几乎再没见过裁缝家的儿子了，这是我对他最后的记忆。
跟裁缝家的儿子相比，我显然要幸运一些。我们之间的差异似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这让我有些愧疚。“为什么有的人不能随时享受游戏呢？”年少的我这么想，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些道理，长大了之后，我可以用“阶级固化”或者“原生家庭”之类的词给自己解释，但那时候我始终不懂，为什么裁缝阿姨要狂暴地拎着她儿子的衣领，任凭他在大院里哭嚎，仿佛要流干身体里的最后一滴血。
